“一份承诺，一份爱情，一枚公章，一份复习资料，一场命运的狂奔，感天动地。”
《高考1977》描述的就是那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跨过维也纳的河岸，列队进入米兰”也曾激励一批人产生了出国梦。
陈昊苏男，汉族，1942年生，四川乐至人。开国元帅陈毅之子。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学系。历任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第二十三所技术员、副主任，1973年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1981年起，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0年3月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2000年9月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会长，2008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成员、会长。
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红军之歌》、《继志集》、《走向新世纪》，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青春之旅》、《我们世纪的英雄》、《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交朋友》等。
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报记者/陈静思
8月13日下午2点20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一会客厅，陈昊苏比采访约定时间早到了10分钟。
一身普通的休闲装束：浅色T恤衫，深色夹克衫敞开怀，中式尖口平底鞋——与“陈毅的长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这些头衔相比，陈昊苏的衣着确实显得比较平淡。
但在建国60周年来临之际，当我们自然而然地用笔触去捕捉当年风云岁月的细节，听这个67岁的老人讲故事、谈父亲、回忆童年时，却感觉到在平淡、舒缓的语气背后，蕴藏着跌宕而不平凡的历史。
【父亲陈毅】
他不愿意看到我们犯错误
理财一周报：您的父亲陈毅，留给您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您如何评价您的父亲？
陈昊苏：我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开国元勋，他对我的人生道路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我曾写过这样的诗句：“用不完的财富是前辈留下的教诲，还不清的债务是双亲交付的责任。”
父亲经历了22年的浴血奋战，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过程。1949年他才48岁，按现在来说是非常年轻的干部。后半生他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1972年去世时，还不到71岁。
他50年的革命生涯，可以划分成两段，一段是为创建新中国而英勇奋斗，一段是为建设新中国而辛勤工作。
他把光荣的责任传递给了他的后代。我的二弟丹淮1961年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父亲特意写了一首送行诗，诗里有这样的句：祖国如有难，汝应当先锋——就是说祖国遇到危难的时候，你们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年轻一代，应当勇敢地站出来，为保卫祖国而奋战。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也是所有革命前辈交付给我们的光荣责任。时间过去了大约半个世纪，我们兄妹经历了很多考验，能够走得比较平稳成功，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是父亲对我们的培养教诲的结果。
理财一周报：您的父亲指挥第三野战军部队解放了上海，他随即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的上海市市长。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是否有所了解？
陈昊苏：解放时我的年纪尚小，有些情况我不很清楚，但是也可以谈一点看法。上海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城市，解放上海对中国革命胜利和创建新中国的意义重大。1949年4月我军胜利渡江，解放南京、杭州，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军乘胜追击，解放上海已是指日可待。难点在于尽量避免战争带来的破坏，让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当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叫：瓷器店里打耗子。搞得不好，耗子没抓到，反而会把瓷器打烂。
解放上海的部队按照中央和总前委的要求给上海市人民拿出一个很好的见面礼，那就是人民军队最严格的群众纪律。
近代史记录了很多军队进入上海的往事，没有一个能做到像解放军这样纪律严明的。日本军的残暴就不用提了，国民党军在抗战后回到上海，号称“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银子、票子等等，没有不抢的，后来被形容为“劫收”。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则用第一流的军纪争取到上海的民心，最后把上海引向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上海解放60周年的时候，我参与策划了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拂晓之光音乐会”，对这一段历史做了深情的回顾。
上海解放初期，要医治战争带来的伤痛，努力恢复国民经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基，进而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的父亲作为市长，为上海市的发展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为此感到巨大的欣慰，我们做儿女的则为他感到骄傲。
1954年9月，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被调到中央工作。但仍有一段时间兼任上海市长，到1958年2月为止。
理财一周报：您父亲到北京以后，又为国家的发展做过许多工作。但在“文革”中他受到了冲击。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陈昊苏：“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在大学和中学读书，没有毕业。父亲鼓励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特别提醒我们，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绝不允许做出格的事，不能搞什么“打砸抢”。
但“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极“左”的运动，父亲正是因为反对极“左”受到了冲击。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动摇，没有忘记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也教育我们不要因为困难的遭遇而动摇，不要怀疑我们党的事业的正义性。
我觉得这就是他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当时我们比较年轻，政治上缺乏经验。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在这场劫难中犯错误，但当我们受到冲击的时候，他又不愿意看到我们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
后来我们能顺利走出劫难，要感谢党和人民扭转大局取得的成功，父亲对我们的教诲也起了重要作用。
【历程】
“闯关东”到大连才接触城市
理财一周报：听说你们兄妹小时候对外从不讲父亲的姓名？
陈昊苏：不仅是小时候，到现在我们也不喜欢对外人讲父亲的姓名和事情。父亲一直让我们低调一些，刚解放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大官了，上海市的市长，华东军区的司令员。同学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当时同学们之间也不会问这个。
首长的孩子在军营里很引人注目，容易滋长骄傲情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父亲把我们送到地方的学校读书，他要求我们不要说住在哪里，也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滋长骄气，不要有优越感，到了学校就和同学打成一片。
理财一周报：您与父亲的交流也像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样吗？
陈昊苏：一样，也不一样。他在外面的应酬多，几乎每天晚上都不在家里吃饭。在北京的时候，因为毛主席习惯晚上开会，父亲参加完各种活动后还不能休息，要去中南海开会到很晚才回家。我们做儿女的都知道，父亲回来得晚，睡得也晚，我们早上都不吵闹，吃完早饭就去上学。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父亲又出去工作了。好几天不见面是常见的事。但当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会亲切地询问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上中学以后，父亲的姓名就没有必要保密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意对外人说。学校的领导当然知道我的父亲是陈毅。1958年我在北京四中上学，学校还特别请我父亲来学校演讲。那天下午，我和同学们都在上自习课，听到通知就到操场上集合，我才知道是父亲来学校作报告了。那一次，父亲给我们这些中学生讲了一些关于人生选择的大道理，给我和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名世俊，字仲弘，中国共产党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新四军老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解放后，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
理财一周报：听说您在五岁时给父亲写过信？
陈昊苏：是七岁时。1949年初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解放军正准备渡江。父亲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前线主持军务，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丹淮在后方。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上面还有一首欢庆我军胜利的儿歌。感谢我父亲母亲的细心，这封信被保存下来了，直到今天。
理财一周报：你们还在大连生活过？
陈昊苏：那还早一些，是五岁的时候。1947年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当其冲，部队决定把一部分家属转移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去。
我们从烟台出发坐船到大连。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闯关东》描述的场景和我们的经历很相似。当时国民党军有强大的海军控制了海峡，我们必须借助夜幕的掩护才能安全渡过，所有人上了船都必须躺在船舱里，不能随意走动。我的弟弟小鲁刚满一岁，只有他不顾命令在船舱里走来走去，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
以前我们一直在农村生活，到大连才真正接触到城市。第一次看到有轨电车。
理财一周报：能否回忆一下你们小时候在军营中的生活？
陈昊苏：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行军的时候，叔叔阿姨牵了一头毛驴，上面架一个驮子，一边放一个大筐，我和弟弟就坐在筐子里。那年我五岁，我弟弟丹淮四岁，他开始不愿意进筐里去，哭闹不止。后来在筐里哭得累了睡着了，醒来后就适应了，我们在筐里还互相学着部队指挥员“打电话”。有一部电影叫《摇篮》写延安保育院的故事，和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有一次不知怎么驴子被惊着了，我们兄弟被摔到了地面，但我们都没有受伤，有惊无险。
记得我们的部队和老百姓的关系很好，走到哪里老百姓都热情欢迎。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军民一家”特别让我们感动。
理财一周报：现在和兄妹见面还多吗？
陈昊苏：当然啦，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我还写了诗：崛起神州欢庆日，红军后代忆真红。
【自己】
不搞“空头政治”，我做到了
理财一周报：您的父亲从支持您搞技术到转而支持您搞政工时，曾经对您说过“不要搞空头政治” 。现在对父亲的话，有何看法？
陈昊苏：我在家中是老大，第一个进大学。父亲主张我报考工科，他认为国家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人才。1956年他主持制定第一个“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深知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意义。我平时受父亲的影响，对文学历史很感兴趣，学文科也是一种选择，但是父亲主张我要学习工科。他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自己年轻时也是学工科，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读纺织科。认识到旧中国政治腐败，无法保障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要投身于政治斗争，创建人民的国家，为中国发展扫清道路。
到了我们这一代，父亲认为政治问题已解决，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最缺乏的就是科技人才，所以鼓励我去学科学技术。
“文革”中期，形势一度比较稳定了，组织上调我去搞政治工作，我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他已经患了重症，处在闲散的位置。他表示这个问题应由我自己决定。他说过去他曾经认为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看来并不正确。政治上的动荡太频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影响。只要你自己把握好，搞政治也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不搞空头政治。
父亲一贯的思想就是认为搞政治运动不是好办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造成很多后遗症。“文革”前他在高等学校讲话强调“又红又专”，反对不加分析地批判所谓“白专道路”。这里面的道理是很深刻的，正确的政治应该支持技术和业务蓬勃发展，而阻碍技术和业务发展就谈不上是正确的政治。他希望我改行搞政治以后，能记住这一条。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记住了并且也做到了。
理财一周报：您既是陈老总的儿子，又是对外友协的会长，还是一位诗人，您如何看待这几个身份，能给它们排个序吗？
陈昊苏：有不同的排序，不可一概而论。从亲情上说，我看重父亲的儿子这个身份。但父亲对我至关重要的教诲就是要报效国家，做好学问。所以从公义上讲，从事业上讲，对外友协会长以及诗人的身份也非常重要，也可以排在亲情前面。
我做民间外交工作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建国时我7岁，现在60年过去了——67岁，一般来说到这个年龄就可以退休了，我继续在岗工作，很想为民间外交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当然不是永远做下去，到一定时候我会很愉快地把责任交给年轻的同志，我们对外友协就有很年轻的干部充满活力地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做交友工作。我感到很欣慰，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国家和友协未来发展的希望。
建国60年了，我们国家在人类进步过程中，已经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
现在世界面对的难题很多，形势严峻，比如气候变暖问题，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中国谋求自己国家的和平发展，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承担起与自己国家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就是为整个人类的进步做出了贡献。能够参与中国为世界做贡献的事业，作为中国的民间外交工作者，我感到非常骄傲。
【诗歌】
干什么事情就写什么诗
理财一周报：据说把您引进诗歌殿堂的是大师级的人物赵朴初，能否谈谈您与赵朴老接触的情况？
陈昊苏：我父亲是一位诗人，赵朴老则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们在诗歌方面的交流很密切。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带病整理父亲的遗诗，赵朴老给予慷慨的协助。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赵朴老家做诗词整理方面的具体工作。
我写诗是受父母影响，赵朴老则是我的引路人。“文革”结束后我开始发表诗作，赵朴老给了我很多鼓励。我的有些诗是经他修改过的，但他更多是鼓励我树立信心，他说你应该多写，坚持用诗词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不要怕写得不好，要努力写得更好一些。
我父亲早年醉心于文学，写过不少白话诗，但留存的不多。参加革命后诗的路子有很大变化，干什么事情就写什么诗词。我现在基本上是沿着父亲的路子往前走，做民间外交工作当然要到世界各地走走，用诗歌的形式把我的观感记录下来。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当然也要记录下来。按这个路子走下去，觉得挺好。
理财一周报：您有没有为建国60周年写诗？
陈昊苏：现在还没有，到时间也许会写的。
【世博会】
中国馆：
四个柱子撑起的大红门
理财一周报：您如何看待金融危机背景下即将到来的上海世博会？
陈昊苏：金融危机可能明年见底。2010年上海世博会恰在这个关键时刻举行，对世界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影响。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以城市发展为主题的世博会，而城市文明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火车头。城市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上海世博会是抓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龙头，意义重大。
我曾经专门去上海考察世博会的筹备，我的感想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上海世博会是世界登陆中国的港湾，是中国向世界敞开的大门，是中国和世界沟通的平台。中国是世博会的主办国，上海是东道主，各国都会到这里来设立自己的场馆。中国有最好的机会在这个平台上说明自己，并和世界进行沟通。我把中国馆比喻为大红门，它是由四个柱子撑起来的一个大门。它的陈列应该是很精彩的，反映中国这些年发展中一些带有普遍价值的理念，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
理财一周报：虽然世博会还没有到来，但还是想听听您对后世博时代的上海有哪些建议？
陈昊苏：世博会结束后，很多国家馆都会拆除，因为它们属于临时建筑。我曾经到塞维利亚和大阪的世博园去过，剩下的主要是公园。上海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世博馆都保留下来，需要做一些变身处理。重要的是把不同国家，包括我们自己所展示的发展理念，运用到今后的城市建设发展中去。
城市是文明进步的火车头，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势头很强劲。我建议选择合适的地点转移世博场馆，也许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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