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9月16日上映的 《建国大业》备受观众期待，这是韩三平20年后重担导演的一部大作，也是他身体力行以商业运作方式拍摄主旋律影片的实践，“父母过生日了，我们做个礼物奉献，这个礼物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是个心意，而且我相信父母也会很高兴。”
韩三平心中的电影情结纠集着他全部的职业生涯，从当年误打误撞当上照明工，到执导第一部影片《不沉的地平线》；从出品《孔繁森》、《张思德》，到提出“贺岁档”，支持冯小刚拍出《甲方乙方》，韩三平都在一步步呵护着中国电影发展的脚步。
他忘不了中国电影曾经走过的艰难日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国1/3左右的电影企业亏损，1988年有45%的影片发行不足60个拷贝。198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第一次出现亏损。198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借贷，负债达2005万元。进入90年代，1993年，国产影片的生产产量和人次降到了令人揪心的谷底。电影《甲方乙方》中表现的“演员没有戏演，导演、道具、编剧赋闲在家待业”，正是当时中国电影业的真实写照，政府能给你发工资，能给你报销医药费，但不可能给你投资拍电影。作为一个厂长，一个制片人，没钱拍电影，即便拍出来也面临亏损，让韩三平深感痛苦。
即使这样，韩三平从没有放弃拍片，哪怕是以一种格外悲壮的姿态。
10年前的一个夜晚，为了向一位歌厅老板融资100万元拍电影，韩三平和导演一直等到夜里两点，导演眼圈红了，对韩三平说：“厂长咱走吧，电影我们不拍了！”韩三平却认为，“没关系，我帮你顶住。”
作为最早在社会上广泛融资的国有制片厂厂长，韩三平最难忘的记录是用270万元的自有资金拍摄了30部影片。为了吸引资金，韩三平亲自带着创作人才东征西讨：亲率46个导演、编剧到横店集体化缘；带着20多个导演去成都“扎款”，但韩三平的心态并没有失衡，他甚至开玩笑说，“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失去的只是锁链。”
韩三平一路的坚持，支撑着中影能一直苦心坚守着，惨淡经营着电影创作，从未放弃，而当整体市场环境在产业化政策推动下开始转好时，长期培育的资源使中影迅即抓住机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7年前，我在韩国，晚上10点钟我去看电影院，人潮涌动，全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晚上10点啊，我那时心里很酸楚的，那时候中国电影根本没人去看。”
这是韩三平一段难忘的回忆，“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电影不发展啊，中国电影没有和中国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匹配，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说我们只会搞工业，不会搞文化，那不可能的。两千多年来的诸子百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何等辉煌，而当下中国电影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不迅速崛起，就会步很多国家的后尘———本土电影被挤压，民族产业撑不住，肯定是整个产业的悲剧，甚至是民族悲剧，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高度上想这个问题。”
出于企业家的敏感，韩三平也发现，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买房、买车之后，对高品质文化产品也有了消费能力。2004年之后连续四、五年票房25%的增长，说明机会来了。“中国电影新时代到了，它相当于一个飞机起飞，刚刚脱离跑道飞起来了，它会越冲越高。”
他认为，要让市场接纳国产电影，必须从转变观念入手。“这些从业人员有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名制片，不应把自己行为仅仅看成是一个艺术创作行为。你们的劳动是一个为他人生产产品的劳动，你生产的艺术品要能被大众所接受和消费，谁不转变这个观念谁就会被淘汰。”在这一问题上，斯普尔伯格给了他很大启发，使他明白电影创作不能按照个人规则，而是要遵循公众的游戏规则，这是电影产品的立足之本，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第二要把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电影运作模式完全转成一个商业产品的运作模式，它就需要宣传、包装、推广，它也需要斤斤计较成本，它更需要不断地去扩大消费人群，扩大票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套体系实施和物质产品的实施完全一样。”
然而，电影又是有特殊规律的产业，“普通企业生产一条裤子，8块钱，卖不出去，当抹布送你总行吧，电影不行，送都没人要，耽误上帝的时间，上帝不会答应，所以电影是冒险家的乐园，要么一本万利，要么血本无归。”
怎样让所有的“上帝”高兴呢，寻找“普世价值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爱邻舍、爱家人，每个人都有感同身受的共鸣，就接通了创作与观众两者间的双向传递渠道，就有了消费的人群。还有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一定要移植到产品当中，成为让中国观众接收的源泉。
就这样，凭借着渗透到血液中的电影情结，韩三平用深入浅出的道理引导着他的团队和合作者，将创作和市场以“软着陆”的方式结合，因他深邃的思想和老道的市场洞察力，业界的晚辈都尊称他为“三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