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昊暴力革命、社会运动以及新社会运动，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抗争政治的三种基本形式。新社会运动主要发生在“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始，新社会运动一直是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聚焦点和重大研究课题，系因自二战结束以来，反战和平运动、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自由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消费运动、动物保护运动、平等对待艾滋病患者等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至今依旧蓬勃开展，影响广泛而深远。
社会运动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二战后，东亚各国的现代化相继进入快速发展期，同时也迈入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的高发期。但由于学术界的话语权主要把握在西方学者手中等原因，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对在东亚地区发生频仍的社会运动缺乏应有的关注，已有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理论与现实发展的需要。
由李文、赵自勇、胡澎等人撰写的《东亚社会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一书从理论探索、类型分析和个案研究三个层面对东亚社会运动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对基本史实加以厘定和梳理的基础上，该书概括了东亚社会运动的特点，揭示了社会运动逐渐取代暴力革命成为东亚抗争政治的主要方式的历史必然性，探讨了影响和制约东亚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因素和机制，并对东亚社会运动的历史地位、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做出了探索性评价。
《东亚社会运动》指出：收入—分配距离拉大，从四种路径酿成社会运动。其一，不平等现象加剧，尤其是在有些情况下，某些特权阶层和集团通过腐败和侵占大众阶层的权益积聚财富，导致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其二，大众阶层长期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红利，收入水平迟迟难以获得显著提高。其三，边缘化现象严重。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业走向衰亡，农业日趋凋零。长期以来，许多东亚国家一直实施“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方略，使得农村地区负担了沉重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但却未能获得相应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农村易于成为社会运动的策源地，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又成为城市政治动荡的主力——城市贫民往往会被各派政治力量收买利用，举行力图给政治对手造成致命打击的示威游行。其四，相对剥夺感的增强。所谓相对剥夺感，系指人们希望他们的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与他们实际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的差异，即预期和实际所获之间的鸿沟所造成的损失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抗议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大。虽然在战后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社会获得明显发展，但在有些国家，农民依旧造反，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政府承诺分配给他们的土地，或他们的土地被侵占却未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工人经常罢工，因为他们并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城市中产阶级有意制造事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获得与他们实际社会地位相符合的政治地位和权利。经济增长带来相对剥夺感增强的另一种情况是：“增长减慢或终止，因其造成期望落空”从而发生社会动荡。
不过，该书认为，在社会运动中，东亚的市民社会日益成长、成熟。在社会运动的兴起中获得成长和壮大的市民社会和以往在农民起义或暴力革命中民众力量的壮大过程有所不同。在农民起义和暴力革命中，民众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是专制和暴力的牺牲品。他们奋起造反，本身多带有以暴易暴、以专制替代专制的性质；造反本身没有带来造反者素质的提升、可积累的组织能力的提升以及属于社会本身的公共领域的实质性扩展。东亚社会运动的目的不在于夺权，而在于扩大参与、增进民主；在于通过建立和完善法治使自身的权利得到维护；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主张非暴力。这种斗争方式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成熟。
社会运动的目标是推动社会变迁。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说，社会变迁往往与制度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迁就是以改变制度为最终目标的制度变迁。
相关专家认为，《东亚社会运动》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战后东亚，社会运动逐渐取代暴力革命，成为抗争政治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已经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社会运动角度研究和审视东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可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提供全新的经验和见识。对这些经验和见识的概括和提炼，能够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其次，东亚地区地处中国周边，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许多国家与我国在历史文化方面存在渊源关系，那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可能不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对这些国家的社会运动加以研究，有利于我国对其政治发展过程和规律的掌握，加深对这些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有利于周边稳定的正确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启发。再次，东亚发展中国家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表现出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对我国伴随经济的发展及时完善政治体制，化解政治社会矛盾，提高对各种群体行为的引导、防范和控制能力，具有很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