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公司曾经是上海最有名的百货公司，其实，永安是个企业集团，业务横跨银行、保险、堆栈、酒店、游乐、纺织等。1933年，其掌舵人郭乐已经60多岁，郭氏的第二代开始逐渐接掌公司大权。此前，1929年，郭乐在子侄辈中选中郭泉的长子郭琳爽出任上海永安公司的副司理，就是有意培养他为接班人。这一年，他正式就任正司理时只有37岁。此时，郭泉还担任永安公司的总监督，但第一线的事务主要由他处理。这标志着永安第二代开始登上舞台。这个时候，在荣氏家族21个主要的面粉和纺织企业中，荣家第二代的儿子或女婿也有担任一厂经理、副经理的，但代际交替还没有开始，只是处于培养阶段。可以说，永安的换代比较早，也比较成功，不是等到第一代去世或突然事故才仓促接班。
郭琳爽这位毕业于岭南大学的少壮派，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商店学徒起步的父辈不同，在企业的管理和经营的思路上都有新的想法，比如更重视制度化建设，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也更加注意。以往公司用人时优先使用亲戚、同乡，他虽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情况，但他意识到在人事制度上要有一套标准化的办法，《雇佣职员简则》就是在他手里制定的，在录用男女售货员、练习生、巡捕、送货员时，应征者年龄、身高、体重、外貌、健康状况、学历等都给出了具体的标准，同时还要测试他们的英语和算术能力。员工被录用之后，需要经过教育培训才能上岗。
永安自编的《货物销售学》、《现代百货商店中英文货名撮要》等许多书籍、小册子，都是公司员工的必读书，还有后来出版的内部刊物《永安月刊》，不仅刊登商品广告，还有商场信息，各种常识，经常发表有关职员的修养、店员的艺术等文章。
通过这些努力，永安在第二代手里不断地引入新的因素，在管理和企业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第一代没能达到的高度。多数的家族企业往往是创业一代超强，第二代只是躺在父辈的基业上，缺乏自己的独立性，更缺乏人格的魅力，在员工中的权威和亲和力都不能与第一代相比。郭琳爽显然不是这样，不光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他身上几乎看不到富二代的那些毛病，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他的父辈。没能把永安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那是时代的原因。
永安第二代登台时遭遇的不是好时光，整个中国经济滑坡，永安的营业也开始下滑。其实，从1920年到1930年，永安的年营业额从530万元到1162万元，一路攀升，利润率从14.5%上升为21.3%，员工的工资待遇也水涨船高。自1932年起营业额开始萎缩，利润率也不断下降，这是1934年宣布所有职员一律停止加薪的原因。
事实上，在以后的岁月里，根据物价的变化，郭琳爽还是给职工加过薪，而且多次提高职工的生活补助费，让职工平价购买生活必需品。对此，郭乐的看法就与他不一致，郭乐认为时局艰难，对于商场影响如此之大，职员虽然困难，但无可奈何，这个时候给他们加薪是不合宜的，这会导致股东的不满。他给伯伯的信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只有职员的生活安定了，才能尽力为公司服务，使公司营业进步。他希望员工对永安有一种真正的归属感，成为“永安家庭”的一员，保持对永安的忠诚，同样，永安对于自己的员工也要提供生活的保障，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
有这样一种理念，所以，他与员工之间才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接触，员工有事会直接找他，包括写信给他，提出各种要求，比如加薪、提高补贴等等。也有向他打小报告的。他上任后，给员工宿舍装了自来水、电话等，之前永安的宿舍被指责像“白鸽笼”，“轮船之统舱，监狱之囚床”。在给伯伯的信里他提出，许多职工住房问题解决不了，家室不安，对精神影响很大，所以想为他们谋安居乐业，先由公司买地建造住房，专供本公司员工租赁或购买。而且他还为职工解决保险和医疗补助问题，病假在一个月内不扣工资，医药费由公司承担。有老员工回忆，每当春节，他会邀请员工到自己家里来吃饭、赌钱，如果他赢了，就把钱还给大家，如果他输了，当然就算了。他对粤剧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对于员工的业余娱乐活动，也一直比较支持，亲自担任永安乐社的名誉社长，甚至多次粉墨登场，为赈灾募款义演。
《永安月刊》（1940年5月）曾发表过一篇《永安乐社与郭琳爽先生》：“……他本人认为扮演豪侠和义士这一流的角色最为得意，剧情也以英勇豪爽、大义孤忠这一类最合他的个性，这固然是一如其人的风格，可是他在办公室里，却是一位庄重而富有毅力、精明果断的青年，他的姓名里，最切合他个性的是一个豪爽的爽字，他在后台里一点没有等级观念，一面化妆，一面还在谈笑，或者指导着演员和各部门的工作。”
这是人们近距离看到的一个活的郭琳爽，多少年后，读这些文字，依然如见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