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祥
作为全国“十大煤炭基地之一”的宁夏石嘴山，因产“太西煤”享誉国内外。
依托资源发展工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许多资源城市的沿袭的模式。石嘴山这座“塞上煤城”也不例外。
过去的几十年，石嘴山的产业围绕着煤炭做文章。200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构成中37.7%来自煤炭开采、洗选业和电力生产与供应业。
当赖以生存的资源因过度开采而逐渐减少，一些矿井被关停或闭坑，留给这个城市的除了一系列光荣的纪录外，还有是被污染的环境、撕裂的地壳和一批下岗职工。
这些资源城市将何去何从？
太西煤：
宁夏第一个和世界对话的商品
2009年5月底的一个下午，CBN记者沿着贺兰山穿行，来到位于石嘴山40公里外的石炭井矿区，两座矗立的煤矸石山的阴影下，几辆运煤车缓缓驶过。地面沉陷损害了道路和房屋，一些工人获得政府补贴搬离了这里。
石炭井矿区共有13个煤层露出地表，高高矮矮的山坡中嵌着塌陷的深沟，一眼望过去，可辨认盗采煤炭者留下的洞口。煤矿工人说，在盗采最猖獗的2004年，上山拉煤的汽车绵绵不绝。
2002年10月，石炭井区划归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管辖，更名为石炭井镇。
石嘴山大规模开采煤炭始于1956年。当时，西北煤矿管理局按照煤炭部“贺兰山北段、黄河两岸以石嘴山为中心，建立西北煤炭生产基地，责成西北煤炭管理局派得力人员开始筹建”的批示，在进行地质勘探时成立了石嘴山煤矿筹建处。
来自陕西、山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河北等10多个省市成建制调入的两万多名干部职工（不包括随迁家属），奔赴石嘴山参加煤炭工业建设。
当时，包兰铁路尚未开通，包兰公路的路况和桥梁又不能承运大型设备。在这种情况下，矿区筹建处雇用黄河船工，与筹建工人一起，用木排将矿区建设所需的木材、钢材和机械设备等从兰州顺黄河陆续转运抵石嘴山。
1976年的春节前夕，辽宁籍老矿工胡永昌的女儿胡艳丽到矿上过年。在她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偏僻的深山沟，从矿上食堂打来白菜萝卜或土豆白菜，顿顿是馒头，但管吃饱。
“因为住房紧张，那些带着农村家属的老矿工们，在山坡上盖起了一间间平房，一家人挤住在一起。”胡艳丽说。那时的矿山，高音大喇叭里，或播放着京剧样板戏的精彩唱段，或播放着放高产、献厚礼、迎佳节的口号。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援建的煤矿工人挖出了被称为“黑色的玛瑙”的太西煤。
20世纪70年代，太西煤以三低六高的内在品质远销日本、法国、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宁夏第一个和世界对话的商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宁夏40%的创汇一度依靠太西煤。截至2007年，太西煤出口创汇6.4亿美元，美元换回了宁夏急需的工业设备和原材料，促进了宁夏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自建市以来，石嘴山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开采煤炭5亿吨，贡献工业总产值2000亿元，利税200亿元，发电量1500亿度。”石嘴山市委书记李文章告诉CBN记者。
已退休的河南籍老矿工段玉生说，他在1959年来到石炭井矿区挖煤，每天上班前，都可以看到不远处火车载着满满的煤离去，那是生产繁荣的象征。事实上，忧患就像煤炭一样深埋在地壳里，等待被一起挖出。
太西煤以宁夏汝箕沟、白芨沟、大峰矿所产最佳。根据测算，如果每年开采550万吨，这种煤的储量只够开采40年。
2005年，宁夏明确提出“限采令”，将年产量被控制在500万吨以下。
资源城市转身之再就业
在繁华年代，煤炭矿务局是典型的小企业、大社会，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蓝色工作服、工具包曾是一种优越的象征。“那时候矿务局的人到市里，反倒是觉得到了乡下，因为当时市里公共设施都不能跟矿上比。”段玉生说，当时一个月发50来块钱，全家人都够用。
现在能够开采的煤越来越少，石炭井矿务局已不复存在。段玉生告诉记者，一部分工人下岗了，一部分转战到宁夏其他的煤矿，还有一部分依旧在矿区轮流开采。
5月28日下午，石炭井二矿采煤区，几名年轻的工人从矿井的升降机上下来，径直前往不远处的洗澡堂，满面的煤粉使其面目难以辨认。他们身后的一位老工人，边走边拍打着身上的煤灰，满面煤粉遮掩不住额头的白发。
目前，石嘴山市辖区内的国有矿山有2/3进入了中老年期，多座矿山已经闭坑或面临闭坑，现有储量5.3亿吨，最多可开采15～20年。
当城市随着矿业兴起时，它们被冠以“汞都”、“煤都”、“石油之城”等美誉；经过十几年甚至上百年开采后，它们濒临困境：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等。
2002年，国家发改委《资源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课题组确定了全国共118座资源型城市，其中煤炭城市63座、有色金属城市12座、黑色冶金城市8座、石油城市9座、森工城市21座、其他城市5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8%，涉及总人口1.54亿。
无论是煤炭城市，还是其他资源城市，有着近似的成长轨迹：矿业兴则城市兴，矿业竭则城市衰。
所谓“资源枯竭”，一般是指主体资源生产能力下降（产能型枯竭），或者主体资源产品价值下降（经济型枯竭），或者资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功能缺失（环境型枯竭）。
课题组称，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2/3已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闭坑，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资源衰竭，300万下岗职工、1000万职工家属的生活受到影响。
在此背景下，2007年12月，国务院出台文件《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业界称之为“38号文件”，其中提出了5大任务和6大政策措施。
“对资源已经或濒临枯竭的城市，国家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帮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补偿社会保障、生态、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欠账。”文件称。
和许多资源城市一样，就业难无疑是石嘴山最头疼的事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石嘴山各煤矿安置了许多富余职工及其家属，煤矿不景气后，失业潮波及面更广。
“1996年，石嘴山市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度达到9.7％，高于全国临界线4个百分点。”石嘴山市劳动就业局局长陈鸿思告诉CBN记者。
20世纪90年代，由于煤炭工业结构不合理，小煤矿低水平重复建设，全国煤炭市场总量严重过剩，加上煤炭下游企业的不景气，石嘴山煤炭企业和全国煤炭企业一样陷入困境。
“由于部分矿井关停和企业改制等因素，全市失业或半失业人员达7万多人，3万多煤炭职工下岗或转岗，涉及家属10.7万人。”石嘴山市发改委的材料显示。
“老矿工们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不再下井，不再干重体力活。”石嘴山“蝶恋花”鲜花店老板黄支军说。1958年，黄支军的父母从徐州煤管局调到石嘴山的煤炭基建公司工作，家里两代人都跟煤炭打交道。
黄支军在矿上工作了5年，1998年因效益不好下岗。刚下岗时，他帮别人跑运输，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后来用攒下的钱买了辆车跑出租，但发现这一行并不适合自己。
2004年9月，他决定开一家鲜花店。“开张第一天的晚上，卖出了第一束鲜花。”黄支军说，要将鲜花店经营好并不简单，前四个月赔了不少钱。
在石嘴山市劳动就业局的帮助下，黄支军获得了2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解了燃眉之急。经过兄妹俩的共同努力，花店的生意慢慢好起来，还清了贷款。2007年，根据市场需求，黄支军的鲜花店增加了婚礼庆典服务。
黄支军告诉记者，他刚从山东青岛、烟台考察回来，等5万元的小额贷款下来后，会扩大经营范围，向婚礼庆典一条龙服务的方向发展。
“2006年以来，全市有664人享受了小额贷款，贷款金额1290.5万元，享受贴息补贴78.98万元，带动从业人员1499人。”陈鸿思告诉CBN记者。
像黄支军这样“创业”的下岗职工毕竟是少数，作为劳动局官员，陈鸿思希望国家能够投入更多的培训经费，援助困难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治理采煤沉陷区
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还有那些一家两代以“挖煤为生”的煤矿工人，但他们生活的土地已经沉陷。数据显示，石嘴山曾有9万多煤矿工人及其家属，生活在充满着危险的塌陷区的房屋中。
在两代煤矿工人的奋斗下，石嘴山依托煤炭生产成为宁夏的工业重镇。一个在建设初期没有预想到的问题逐步呈现在人们面前，高强度的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沉陷区。
石嘴山市发改委提供给CBN记者的材料显示，采煤区形成的沉陷面积达41.35平方千米，因采区塌陷破坏地表原始自然形态，坑深最大为21米，个别塌陷裂缝直通井下。沉陷区涉及住户30359户。
以该市惠农区为例，有7个沉陷的大坑。42岁的吴学虎曾住在这样的大坑里，妻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家人的生活靠他出外打点零工维持。拮据的生活状况，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吴学虎说：“有一年夏天，连着下了3天大雨，屋里漏得一塌糊涂，靠西边的那间小屋还顺着裂缝塌了半边，幸亏当时屋里没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从大坑里的旧房子搬走。
每遇下雨天，沉陷区居民的安全也困扰着当地政府。2005年7月的一天，突降暴雨。那天，沉陷区44户居民的房屋倒塌，607户居民的房屋严重裂缝。
“整整一夜，大雨中展开了一场生死大营救。沉陷区里715户、共2700多人被安全转移，妥善安置。”随行的政府官员告诉CBN记者。
惠农区煤炭系统职工王孝良全家10口人原来在矿区的沉陷区居住，过去院子和路一样高，随着沉陷加剧，院子外的路逐渐变得比院子还高，一下雨，水就往院子里涌，全家就得“抗洪”。
沉陷区煤矿工人的居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曾表示，趁着现在煤炭价格高，企业效益好，国家又有政策扶持，赶紧把沉陷区的群众搬下来。不然，再过几十年，煤挖完了，没资源了，搬不动了，就把群众撂到山沟里了。现在哪怕少发点奖金，也要在企业效益好的时候把群众安居的问题解决了。
为解决沉陷区居民住房问题，2004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宁夏采煤沉陷区治理方案，项目总投资11.25亿元，其中石嘴山市采煤沉陷区用3年时间新建住宅建筑75.54万平方米，安置居民12590户。
在采煤沉陷区生活了38年的王孝良，最近告别了沉陷区“坑里”生活，住上了楼房。“作为沉陷区搬迁户，花了4.1万元在静安小区买到了一套原价6.4万元的房子，政府补助2.3万元。”王孝良说。
王孝良所在的静安小区是执行项目之一，房子按照成本价出售，已经建成6个居民区，计划安置沉陷区居民6521户。惠农区计划在沉陷区种上适合西北地区生长的植物，并将“7号坑”建设成一个地质生态公园。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不仅仅西北地区，在煤炭富集的东北三省、山西省等地，都加大了对煤炭沉陷区的改造力度。
[ 石嘴山积极发挥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试点项目的带动作用，已经发展起了电力、重化工、新材料、冶金建材、热电联产等一批关联度大、综合利用率高的产业
经济转型时的困难是缺政策、缺资金。为此，石嘴山争取成为国家第一批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
一个城市的努力：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达307天
2003年，被列为全国113个空气污染重点城市第四名，让石嘴山“出了名”。
应该说，那时并没有冤枉石嘴山。“当年，石嘴山市的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年均、日均值分别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一些工业较集中地区的空气质量甚至超过国家三级标准。”石嘴山市环保局党组书记李斌告诉CBN记者。
李斌说，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对环保的要求较低，石嘴山市曾上了一批耗能高、污染重的企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高耗能企业生产出“傻大粗黑”式的产品。
被评为污染重点城市后，贺兰山深处的石嘴山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这一年开始，石嘴山市淘汰了一批装备落后、能耗高的企业。比如，关停城区内98家小型污染企业，取缔64家落后生产能力的企业，搬迁182家煤炭加工企业，拆除200多台燃煤锅炉，拔掉600多根烟囱。
“整治的难度可想而知，阻力很大。”石嘴山市环保局污染管理科科长陈厚杰说，“还有企业老板放出话来，你们把我饭碗端了，我就到你们家吃饭。”
“这几年，我们先后投资近9亿元，完成工业污染治理项目750多个。”李斌说，在经济转型的同时，石嘴山开始实施“蓝天碧水”工程。
经大武口区山水大道进入石嘴山市区，沿路两侧的人工湖泊叫星海湖。2003年以前，这里是滞洪区，但电厂、洗煤厂排放的粉煤灰和煤矸石堆积如山，杂草丛生、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石嘴山市市民张辉说，如今会经常打开自家楼房窗户换一换清新空气，这在几年前却是一件 “奢侈”的事。“天上是灰的，脸上是黑的”，石嘴山人这样形容那时大武口的居住环境。
为了把这里的生态恢复起来，石嘴山市先后投资1亿多元，清走乱石2000立方米、砂子2150立方米。经过五年的治理，建成湿地保护面积43平方公里，形成常年性水域23平方公里，2007年被国家水利部评为“水利风景区”。
“星海湖实现了雨洪水的综合利用，确保了城市防洪安全，缓解了城市生态用水的困难，有效调节了城市小气候。”石嘴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胜英告诉记者。
迫于环境的压力，这个城市的干部每年要抽出近一个月的时间去义务种树。目前，整个城市绿化面积达6430公顷，人均绿地11平方米以上。
马胜英告诉记者，贺兰山脚下的北武当庙附近过去寸草不生，石嘴山人用钢钎、镐头硬是在石头山上凿出树坑，一筐一筐地向山上背土，种活了两万亩的树，如今那里已是一片葱绿。
2004年，石嘴山跳出污染城市“黑名单”。2008年，石嘴山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7天。
“过去，环境污染不得了，风吹煤灰跑。现在，水清了，地绿了，天蓝了，企业也愿意来投资。”李文章告诉记者。
此间，石嘴山市提出打造一个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做大做强机械装备制造、新材料、能源化工三大产业。按照规划，石嘴山希望到2012年，三大产业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达到85%以上。
李文章说，石嘴山积极发挥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试点项目的带动作用，已经发展起了电力、重化工、新材料、冶金建材、热电联产等一批关联度大、综合利用率高的产业。
他坦言，经济转型时的困难是缺政策、缺资金。为此，石嘴山争取成为国家第一批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2007年，我们还和天津海关达成协议，建设宁夏（惠农）陆路口岸，这将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物流集散地，对周边500公里半径的区域会产生直接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力推进石嘴山市的经济转型。”李文章说。
从工业寻求突破口：
深藏的42.8亿吨硅石资源
石嘴山市工业的复杂性在于，其经济依靠煤炭资源形成了一个煤炭开采、电力工业、高耗能工业和金属镁等工业体系。这个起步于“一五”期间的国家重点项目，至今让石嘴山充满着复杂的情感。
现实的问题是，石嘴山的煤炭资源濒临枯竭，而100多公里外的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列为宁夏“1号工程”，蕴藏着1400亿吨的煤炭资源，占全区探明总量的85%。
石嘴山人只好把那块刻着“太西乌金”的78吨重的煤块搬到青山公园的一个角落。但无论经济如何转型，一个完全摆脱工业的石嘴山不现实。
以煤炭开采、洗选及高耗能产业为“擎天柱”的石嘴山市工业结构尚未改变。尤其是高耗能行业，2008年其实现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31.6%，产值占40.5%，从业人员为2.73万人，占全市规模工业从业人员的44.9%。
对于石嘴山而言，要想实现转型，又不被其他兄弟城市拉开距离，最终只能从工业寻求突破口，这也是见效最快的行业。
贺兰山又给了这个城市一个机会。从包头为起点，延绵500公里的贺兰山像一堵灰蒙蒙的城墙，位于贺兰山脉中部的石嘴山，除了拥有煤炭资源外，还深藏着42.8亿吨硅石资源。
石嘴山市提出，未来投资数十亿元把石嘴山市建成国家级光伏产业基地。
硅石是光伏产业和电子工业最主要的功能材料，由硅石制成的多晶硅，是太阳能产品中电池的主要原料。
中国多晶硅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20多家工厂。因技术落后、环境污染严重、成本高等原因，绝大部分企业亏损而相继停产或转产。
2006年下半年开始，多晶硅概念在国内逐渐升温，许多上市企业纷纷涉足其中。
从高速公路口出来，几分钟就能看到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下称“阳光硅业”）的指引牌，一条双车道的柏油路将工厂分成两块，蓝色的宣传板就竖立在路边。
公开资料显示，阳光硅业的项目总投资40亿元，建设规模为年产4500吨多晶硅，分二期投资建设。首期的1500吨生产线在今年5月正式开工生产，据称可实现销售额约20亿元，利税约5亿元。
对多晶硅生产企业来说，利用硅矿开发多晶硅，产业耗能大。电、硅粉、液氯、氢气、水、硫酸等资源的供应非常重要，这也是企业选择生产地的重要指标。
现场的一位工程师介绍说，阳光硅业的周边有化工厂和电厂，可以提供稳定可靠的氯气等化工原料及电力资源，通过管线直接输送到生产现场，大大节约了成本。
“石嘴山年平均日照时间达到3000小时以上，戈壁荒地多、矿产资源丰富、产业配套齐全、电力供应可靠、基础设施完备，是我国最适合光伏产业发展的地区之一。”李文章告诉记者。
近几年，石嘴山的招商队伍活跃在“长三角”区域，他们希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替代煤炭资源型产业。今年5月中旬，李文章带领的考察组在上海签约了6个项目，协议资金30亿元，其中5个项目跟太阳能有关。
他说，随着阳光硅业和宁夏太阳能有限公司多晶硅项目的逐步建成，石嘴山市将成为国家万吨级多晶硅基地，每年可新增产值200亿元，同时为下游产业的配套提供可靠优质的多晶硅材料。
一个事实是，多晶硅的核心技术和市场仍牢牢掌握在美、日、德少数几个生产厂商中，如何避免低水平项目的重复建设，保证产业的有序、可持续发展，也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