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总经理陈国军的死为通钢改制暂时划上了句号。通钢重组事件，是国企改制道路上的一次切肤之“痛”。
虽然目前通钢“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其中更多的真相还有待披露，但是，在这场民企重组国企而引发的突发事件中，所反映的国有企业改制中的矛盾问题，还有待深思。
国企改制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当前，正值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时期，改制的企业面临的各方面矛盾也更为突出，这样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国企改制中的民企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企业改制的具体操作者应该是谁？政府在企业改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凡此种种，国企改革更需要深思熟虑。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企改制，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企业的发展动力问题。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改革，才能更大程度对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改制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法律关系复杂，改制能否顺利进行、改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的增值、企业自身的发展、职工个人的利益；改制涉及面广、各方利益相互交错，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妨碍经济的发展，影响形象。
通钢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偶然在于它是国企改制中的个案，不具备普遍性，必然在于其改制的困难是困扰国企改制的根本性问题。它是各方的矛盾聚集的产物，需要民企、国企和地方政府三方反思。
近年来，民企参股或控股国企已经成为国企改制道路上的一道风景。许多步履艰难、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在民企参与后起死回生，重新焕发青春。不仅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并且解决了大量就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说，民企积极参与国企改制，有利于中国的国企改革顺利地完成。与此同时，民企参与国企改制往往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伴随着利益和冲突。
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改制国企职工一直以来存有一个心结，他们对于重组后在民企的工作保障缺乏信心，或担心“下岗”后生活失去保障，再就业又缺乏技能或渠道；或担心受不了改制后企业里的劳动强度和工作节奏，最终仍被裁员。
所以，要进一步推行国企改革，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后盾。一个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企业、员工、政府需要正常沟通的途径和渠道。有相关人士指出：虽然国家和地方出台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性文件，对企业改制过程中要遵循的原则、标准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落实情况不甚乐观。更为重要的还应该因地制宜，毕竟每个企业都有各自的特殊性。
在通钢事件中，企业如果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征求企业员工意见，或以民主方式进行投票决议，工会如果真正落实企业员工利益，与企业、政府进行充分协商和谈判，而不是简单到企业签订重组协议，连部分通钢高层都不知晓，那么造成流血后果就可以避免。
改革，面临着博弈与摩擦，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如何将其最小化，而不至于引发群发性事件？如何让关联方的利益在既定合理范围内得到合法的保护，又能将阻力消除，甚至转化为动力，这无不是一门矛盾的方法论的艺术。
在已经成功的国企改制的典型案例中，之前的员工“国有情结”反倒是改制后的国企重新焕发生机的积极因素。所以，国企改制只要改制方案公正、公平，改制程序规范、合理，操作过程公开、透明，经过一定时间、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绝大多数职工都会理解并支持改制的。国有企业的改制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从各个角度把道理讲通，既能帮助职工重新找到自己的真正归属，也可以顺利地将改革进行下去。
因此，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利益，还应重视员工利益，政府、企业、职工三者之间应该积极配合，形成良性互动。政府不仅要当好引导者、推动者的角色，还要当好协调者、监督者的角色。在改制过程中，政府要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而不应该将矛盾留给企业去面对。
作为参与国企改制的民营企业，应当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优先考虑职工利益。改制方案要广泛听取意见、打消职工的顾虑，得到绝大多数职工的理解和认同。作为企业职工，对改制要有正确的心态和认识，对民企不该存有偏见。
通钢事件的发生，再一次警示着我们，国企改制是一项复杂而又敏感的系统工程，必须权衡各方利益，在制度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任何简单、粗暴的做法，只会让我们付出巨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