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妮·艾格博姆(Stefani Igbom) 文
在非洲家乡集市上，他们的兄弟姐妹们能买到粉红色的指甲油、白色的牙膏、价格公道的耐克球鞋。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在这里
中国持续的经济繁荣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移民，非洲人也在其中。史蒂芬妮·艾格博姆最近走访了中国南方商业城市广州，并报道了在那里居住的非洲移民的状况。
商务部称，中国已超越法国成为非洲头号贸易伙伴。去年的中非贸易额近1070亿美元，为历史高点。估计有2万非洲人生活在广州，许多人留在那里是因为不断涌现的商机。但很少有人愿意同记者交谈。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法律身份仍不明确。
菲力来自刚果，名片上写的是刚果驻广州一家贸易公司的首席代表。菲力的办公室在天秀大厦B座15层，一个景观不错的位置。20多平方米的客厅陈列着各色商品样本：摩托车、电视机、录音机和音箱。才28岁，他已经有10多年的经商史，到广州已4年，中文说得很好，也能听懂粤语。
百姓对非洲人印象欠佳
菲力曾在迪拜做生意，后来看到有人大包小裹地从中国携带商品回国出售，这样的一次淘金之旅，除去机票、食宿和当地海关不同名目的“罚款”，净赚上千美元没问题。刺激之下，他也来到了中国。
现在菲力的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摩托车、电子、服装。那些样品中，除了摩托车外，收音机、电视机基本上都是旧货，是中国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用的产品，其中录音机还是在中国市面上几乎绝迹了的卡带机。虽然这些产品在中国已经过时，但并不影响他在刚果的销路和利润。“在这边1000元的进货，在我们那边可以卖到2000-3000元。而且可以直接从广州通过轮船运输。”菲力说。
像菲力那样的刚果商人在中国有不少，据官方透露，目前中国使馆每个月向刚果（金）发放至少800个签证。目前在中国的刚果（金）公民约有2000到3000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广州。
大学生孟佳（音译）和几位同学正在从事一项有关在广州的外国人的调查。她说：“我国仍欠缺应对外国移民的现实政策。因此，现住广州的许多黑人处境尴尬。”广州市民邵先生开出租车6年。他说很多老百姓对非洲人印象欠佳。他指出，非洲人之间相处比较融洽，但与当地中国人的交流却很少。
生活也往往很艰难
很显然，这个非洲人不想搭理任何人，他选好的几百条牛仔裤必须赶在台风来临前上路，并且是以最轻的重量上路，线头和外挂商标一定要剪掉——他不想为此多掏一毛钱的运费。这个高大的非洲年轻人叫帕斯特，来自刚果(金)，这两天，他正为自己快要到期的签证和贸易城越来越多的警察感到头疼。看到身后的记者，他一脸警惕，“不能拍照，我警告你”，汉语流利得惊人。
说这句话时，帕斯特已经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到达下一个摊位，挤过身边的，大多是像他一样肤色的非洲男女，每个人都拖着一只类似于火车站拖行李的手拖车，车上黑色塑料袋已经鼓鼓囊囊，但谁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夸张的香水味和体味在拥挤的空间里混杂发酵。
这里是广州越秀区广园西路的唐旗服装城，不远处就是矿泉派出所。不久前，因为百余非洲人集体冲击派出所事件，这里曾是人们的注意力中心。
其实，依靠非法途径进入广州的非洲人实在不算少数，这些人的生活也往往更加艰难——装箱、搬运、送外卖，或者一天到晚待在仓库里，只有晚上才敢出来，拿着微薄的收入，到大篷车那些便宜的酒吧买点乐子。当然，犯罪似乎也更容易一些，兑黑币、贩毒、抢劫、性骚扰……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部分人犯了错误，当地居民便对整个非洲群体充满敌意，由此而来的是警方越来越严密的监管。
第三世界的首都
在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巧克力城”，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骄傲的帕斯特”出没。中午时分，他们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拎着超大黑色塑料袋，吃着油炸火腿肠，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辗转数日后，这些“尾货”会到达万里之外的非洲，在硕大的金合欢树下，人们像过节一样等待着交易时刻的到来。在非洲家乡集市上，他们的兄弟姐妹们能买到粉红色的指甲油、白色的牙膏、价格公道的耐克球鞋。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在这里。
但是现在，这些“巧克力”人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事实上，金融危机给非洲贸易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天秀大厦曾有数十家摊铺一夜搬空，就连一楼角落24小时营业的兑币黑市都短暂停业。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状况不断，管理者与非裔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一天天在加深。周二、周四经常会有警察大规模出动，每天都听到尼日利亚人在说哪里又抓到多少人，哪个又受伤了。不久前又有西方媒体在广园西一带访问黑人，问及他们的生活现状，很多人都吐了苦水。
很显然，性格奔放的非洲人对广州抱有充分的归属感：他们按照收入的区别住在城中村或国际公寓，穿着短裤拖鞋去街口的超级市场、在公司里听周杰伦、上火的时候还懂得到凉茶店喝一杯“斑痧”。
有人因此将广州称为“第三世界的首都”，或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关于这个称号，媒体曾经这样描述：在理想的第三世界首都，不同肤色的临时居民应该和本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看来，“一个城市成为第三世界首都的难度远远大于成为富人的天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而是一种对城市生活理念的梳理”。
让管理方头疼不已
与文化上的隔阂相比，非洲黑人群落带来的社会治安和管理等问题更值得关注。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提出的是管理者们的困惑：“现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速度递增，他们已经自然地形成了很多集聚点，同时，贩毒、抢劫等刑事案件上升很快，要不了几年，问题会很严重，现在该是正视的时候了。”
在黄石鼎看来，对黑人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这首先与我国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体制有关，“原来统一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管理，但现在出入境管理机关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外国人居住辖区的派出所，公安部门大多没有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管理机构信息沟通不良，导致很多黑人“一入境后就消失了”。面对如此庞大的“三非群体”，管理者究竟应该怎么办？遣送回国？万人以上的遣送，机票等费用从哪来？根据递解出境的规定，要有人陪同，广州哪来那么多人去陪同？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还涉及外交、出入境、公安等十几个部门，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让管理方头疼不已。
学者连清川曾在《彷徨的帝国》一书中针对“移民理想国”作过专门的论述。在他看来，广州成为非洲人聚集地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对外来人口在理念上实行开放透明的管理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在管理上，对非洲人应主要实行流动性管理，首先是提供签证合法延续的服务。其次是根据外来移民聚集区的当地社区文化进行特殊管理，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他们才会主动配合你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