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斐
斜阳西垂的下午，走在虹口多伦路一带，仿佛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近一里长的多伦路有公啡咖啡馆（遗址）、鸿德堂，风格各异的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等。
在这条路上，有家专门收藏“南京钟”的私人博物馆，刘国鼎老人是这家“南京钟藏室”的主人，10多年来，他坚持免费向公众开放他的私藏。刘国鼎守得住寂寞，也受得住商业诱惑，但他不能守住岁月，博物馆的传承成了老人现在最大的心病。
收藏时间，乐在其“钟”
开馆10多年来，刘国鼎已经记不清接待过多少人，只有5大本厚厚的留言册见证了全国各地游客的身影，“收藏时间，乐在其‘钟’”是游客们最常用的留言句子，也是刘国鼎最喜欢的句子。
时间仿佛在刘国鼎收藏的南京钟上凝固，不足20平方米的室内，壁橱、地板、桌子放了50多座南京钟，这些钟都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雕花红木外壳已被岁月的尘埃遮掩成暗淡的灰红，鎏金凿花的钟面已不再有金黄光泽，但拨动钟摆，钟声依然浑厚、肃穆。刘国鼎30多年的收藏岁月，尽由这50多座南京钟来默默讲述。
南京钟，又叫“本钟”、“苏钟”、“插屏钟”，是明末清初最早在南京根据西洋钟改制的一种南京地产钟表，零件、机芯、外壳全手工制造，外壳多为雕花红木，造型古朴典雅。据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明末江宁（今南京）人吉坦然制造过一件叫做“通天塔”的自鸣钟，算是最早纪录的“南京钟”。
后来制造工艺流传到苏州、上海等地，这些地方造出的钟表在当时也被通称为“南京钟”。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南京钟获得了金质奖章。辛亥革命前后为南京钟的鼎盛时期。
刘国鼎生于1927年，自小随父亲学会了修理钟表，也因此与钟表结缘，他收藏的第一个南京钟是在“文革”期间，一天下午，刘国鼎经过一个僻静的弄堂，看见一个老铜匠正在敲击一座南京钟，准备把它丢入火炉化铜。刘国鼎赶紧上前把它买了下来，修好并秘藏家中。
上世纪80年代从学校退休后，刘国鼎有了更多空余的时间，他就从上海坐车去江苏，骑着自行车在乡间四处搜集寻找南京钟，甚至在田间地头问路、借宿的时候，他也喜欢主动与当地老乡攀谈，打听谁家有南京钟。为了寻钟，他走遍江苏南京、镇江、扬州、南通等地，连苏北平原的小镇富安、曲塘他都去过，他第5次到富安时找到了一座特大号南京钟，正是借宿的农家从落满灰尘的床底翻出来的。“那时候我一个月50多块的工资，好几个月工资省吃俭用凑起来才能买一个钟。”刘国鼎说，为了收藏南京钟，他几乎用了收有的收入。
凯迪拉克也不换
刘国鼎最为自豪的是自己基本收集齐了南京钟的系列。型号上从特大号（1米左右）到7号（巴掌大），雕艺上有粗雕、细雕的，打铃上有单铃、两铃报刻、三铃报时报刻的，乃至罕见的圆头钟。刘国鼎说，他也见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收藏的南京钟，但国内没有一家比他齐全，“国内收藏座钟的人比较多，但以南京钟为主的，只有我一个。”
有不少人对这样的古董感兴趣，十几年前一位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闻名来参观，“看完了他指着外面停放的凯迪拉克说，拿走几座钟，把车子留在这里。我父亲不同意。80年代有对圆头钟被300块卖到国外，我父亲想买又买不起，非常遗憾。”刘国鼎的儿子刘晓林对此记忆犹新。
1991年，刘国鼎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南京钟展室，这位不善言谈的老人经常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静静地摆弄家里的这些南京钟，修理机芯、擦拭红木、给缺条腿的底座寻来一根类似的红木接上，时间便不知不觉在略显苍凉的报刻钟声中悄悄过去。
家里收钟的重任转到了儿子刘晓林身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买一座落地式南京钟他远赴湖北武汉，如今这座钟摆在家里，1.8米高，长长的钟摆，侧面有“华夷共仰”、“民国十年仲秋”、“交通银行大厦落成开幕之庆暨鹤舫乡先生喜鉴”等白色大字。
刘晓林回忆，为了这个钟，他专门包了一辆车，由于担心路上遇到关口被检查截下，他特地找了两个当地人随车带路，辗转到黄石码头，最后坐船运回上海。“路上的开销最后比买这个钟的钱还要贵。当时讲‘投机倒把’、‘走私’的，一路担惊受怕。”回到家，他洗掉“文革”“扫四旧”时涂成一片的石灰水，钟侧面的大字赫然现出，给了他意外的惊喜。
在上海钟表修理界，刘国鼎的名字响当当，有不少人专门来请教一些技术问题，或者从他的收藏里寻找灵感。由于免费对公众开放，刘国鼎的收藏还招来了窃贼的惦记，有次一个陌生人来看钟，趁他不注意把桌上1米高的大钟抱起就跑。刚好刘国鼎的孙子在家附近，迎面发现陌生人抱着自家的钟狂奔，就追了上去，窃贼后来把钟扔在草丛中跑掉了。
最让刘国鼎自豪的是前人卓越的手工技艺，有次瑞士劳力士表的一位总裁来参观时，对中国人百年前的技术赞叹不已。他说，那时国外的钟还只能报刻，不能报几点，而南京钟的三铃已做到报刻后还能继续报时，“他拆开机芯看了很久，说中国人那时候手工能造出这种结构很不简单。”
藏室困境
1998年，虹口区人民政府决定把多伦路改建为“文化名人街”，本着“修旧如初”的原则，再现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风情，并力争在2~3年内引进建成二三十家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和各类文化休闲场馆，打造怀旧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消费的去处。
响应政府的号召，1999年刘国鼎把“南京钟”藏室搬到了多伦路，仍然坚持免费开放。10多年来，这个纯粹家庭型的博物馆一直仰仗刘晓林的一点古董生意以及刘国鼎的微薄退休金运营，随着刘国鼎年龄变大，博物馆的存续更加困难了。
首先是收新的南京钟越来越困难，价格也越来越高，刘晓林说，“现在复制品、改良品很多，原装的一年能收到一两个就不错了。”价格也是他难以负担的，2009年春节，他从一位收藏家手里买了一个南京钟，花了几万元。
刘国鼎收藏南京钟的30年，也是国内改革开放、商业思想逐渐普及的过程。刘国鼎老人时常感慨自己跟不上时代，他对很多现象不理解。比如，很多人纯粹出于赚钱性质收藏、低价买进再高价卖出，并不是真正为了艺术、文化，有些人“热情”地经常来参观学习，后来自己开了钟表厂，生产的全是仿造的南京钟。
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为了父亲心血的安全，刘晓林现在很少接受活动或者建立网上资料库之类不请自来的“优惠”，只接受官方、半官方或者收藏行业内的一些展览。
也不乏有企业家想真正再造南京钟，发扬光大这一物品，但很多不了了之。刘晓林说，“技术是个很大的原因。虽然现在有了比以前先进的工艺与工具，但是人工成本太高。南京钟的特色就在于全手工打造，需要金工师傅做齿轮、机芯、钟针，红木师傅做外壳、雕花，还要找人把铜板面进行鎏金雕花。作坊里一群师傅往往要做好几个月。现在很难再找有这样手艺的师傅，如果用现代化设备来做，电脑雕花做出来的韵味当然差了很多。”
傍晚了，游客散去，刘国鼎老人拉上藏室的门，准备回家。藏室的门上，贴着他自己写的一幅对联，“金陵古韵、多伦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