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学术地图，薪火相传的五代学者，把国学从历史传递给当世。
这五代学人中，蔡元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先生算是第一代；胡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赵元任是第二代；张岱年、钱钟书、费孝通、金克木、季羡林则是第三代；王元化、李泽厚、张光直、李亦园是第四代；李零、葛兆光、梁治平、郑也夫可以称作第五代。
大体说来，前两代学人在民国时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著述；第三代学者，民国时期完成了部分学术工作，1949年之后，完成剩余部分。
第四代、第五代学人生长在1949年以后，李亦园、张光直先生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1949年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核异社会结构的确立，学术共同体进行重新配置，学术生态圈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民国时期学人鲜明的学术个性被格式化了。
百年学术地图的第二代学者，因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学术工作，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批判与自我批判，当然，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如金岳霖、潘光旦先生，检讨不够深刻，那是过不了关的。能够熬过“反右”、“文革”都已经不易了。1978年之后，沐浴新时期的阳光雨露，绝大多数学者已经到了“负暄琐话”（直观意即晒着太阳说闲话）的年纪，往往还没有恢复学术自信，就已经来到八宝山向马克思报到。
也许是大家忙于“四化”，也许是老辈学者尚多，物不以多为贵，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纷纷离世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老辈学者去世的消息，大多只是在《光明日报》发布讣告，追悼会也很朴素，甚至有些寒酸。我在想，那时候的记者为什么那么吝啬对老辈学者的报道？也从来不称呼他们为国学大师，更想不到：大师之死带走了一个时代。
时代的喜好，可以称得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那时候，国学并不是一个时髦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儿忌讳，与“反封建主义”的时代风尚相违。上世纪80年代，梁漱溟、冯友兰，都没有人称誉他们为国学家。因为，老先生心里跟明镜似的，“国学家”可不是一句好听的话。不过，王了一、梁漱溟、冯友兰诸老先生如果九泉之下有知的话，听到季羡林、任继愈都被人赞誉为国学大师，连国家领导人都纷纷来拜祭，可能再死一回的心都有。
第二代学者，大多出生在1890年~1900年之间，按照正常的生理年龄，在1980年~1990年间寿终正寝，已是耄耋之年。这一时间段去世的第二代学者，不完全统计：有顾颉刚（1893年~1980年12月25日）、郭绍虞（1893年~1984年6月22日）、吴文藻（1901年~1985年9月24日）、王了一（1900年~1986年5月3日）、夏承焘（1900年~1986年5月11日）、朱光潜（1897年~1986年3月6日）、宗白华（1897年~1986年12月20日）、梁漱溟（1893年~1988年6月23日）、钱穆（1895年~1990年8月30日）、俞平伯（1900年~1990年10月15日）、冯友兰（1895年~1990年11月26日）、周谷城（1898年~1996年11月10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的社会文化生态有了很大的不同。朱学勤先生着眼于学者理路的变迁，认为80年代是思想凸现，90年代是学问凸现。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学者理念的发展，而在于“中国特色”一种自然的延伸和添加，不少有趣的学者，从中国传统里面，不仅发现了古人的精神，而且预言：这种精神，正是全人类都需要的，如果“鬼子”不知道中国伟大的传统，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实行“送去主义”。季羡林先生正是主张送去主义的灵魂人物。
任继愈先生是一位有意思的人物，特别强调时代的需要，言外之意，时代不喜欢的东西，个人再努力也很困难。顺应时势，正是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成为具有标志性人物的主因。季羡林的专业研究是极其生僻的，但不影响季羡林成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这里面可不全是散文创作的功劳吧！任继愈长期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些都可以看做国家的需要。北大校长周其凤，在2009年毕业典礼上，报告的主旨就是学生定要服务国家战略。
“国学”这种东西很有意思，朝廷和政府真正有需求的时候，并不叫“国学”。国家没有真正需求的时候，“国学”的名号叫得很响，甚至谁不高声大嗓喊两声国学，谁就没有文化似的，国学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谁都可以穿的时髦衣装。
国学，或者说传统学问，如果需要传承的话，大概需要“家学”和“师承”两种路径，第三代学者，比较第二代学者，已经没有家学的优势了。
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俞平伯这些第二代学者的成长，家学渊源是很强悍的，所以，“发蒙”和“小学”的童子功，在家族里面就可以由长辈完成。
第三代学者，大体上出生于1905年~1915年间，别看比第二代学者只晚出生十多年，社会文化生态已迥然不同。第二代学者所具有的童子功，第三代学者中除了大宅门出生的周一良，普遍比第二代要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学的根基，有点儿像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的看法：一代不如一代。记得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如何做学问的讨论，因为，当时就有人觉得李泽厚的基础不扎实，李泽厚的回应是：一代有一代之学问。
基础谁不想扎实？可是，再怎么扎实，也比不过王国维、章太炎那辈人扎实。无论如何，第五代或以后的第六代、第七代，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根基普遍不如老辈学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998年~2009年，第三代学者相继离开：包括邓广铭（1907年~1998年1月10日）、王利器（1912年~1998年7月25日）、顾廷龙（1904年~1998年8月21日）、钱钟书（1910年~1998年12月19日）、马学良（1913年~1999年4月4日）、傅振伦（1906年~1999年5月8日）、白寿彝（1909年~2000年3月21日）、程千帆（1913年~2000年6月3日）、金克木（1912年~2000年8月5日）、林耀华（1910年~2000年11月27日）、史念海（1912年~2001年3月27日）、金景芳（1902年~2001年5月1日）、周一良（1913年~2001年10月23日）、钟敬文（1903年~2002年1月10日）、杨志玖（1915年~2002年5月24日）、施蛰存（1905年~2003年11月19日）、钱仲联（1908年~2003年12月4日）、杨明照（1909年~2003年12月6日）、张岱年（1909年~2004年4月24日）、张政烺（1912年~2005年1月29日）、费孝通（1910年~2005年4月24日）、王玉哲（1913年~2005年5月6日）、启功（1912年~2005年6月30日）、张中行（1909年~2006年2月24日）、林庚（1910年~2006年10月4日）、王钟翰（1913年~2007年12月12日）、蔡尚思（1905年~2008年5月20日）、王永兴（1914年~2008年9月15日）、周辅成（1911年~2009年5月22日）、任继愈（1916年~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1911年~2009年7月11日）。
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离世，并没有彻底带走一个时代。第三代学者还有周有光、吴宗济、何兹全、侯仁之、饶宗颐等在世，他们可称传统文史研究的大护法。这些学术耆宿，依然散发着学问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芒，照耀着无数后学。
笔者对于中国学术的前途，抱有谨慎的乐观：不要忘记，小草也在歌唱，小树也在成长，小溪依然在流淌。
第四代学者是非常可怜的一代，但是，王元化、李泽厚、张光直、李亦园都是佼佼者；第五代学者，身处的学术文化生态，自然要优于第四代。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第五代学者看来，已经不是真问题，不过，大陆第五代学者遇到的可能是项目、课题、经费、基地诱惑，谁能够摆脱这些诱惑，谁就能够出活儿。
这里说一句得罪人的话，李零、龚鹏程、葛兆光、杨义都具有大师的风度，但时间才是磨砺大师最好的酵母，几位先生慢慢历练吧！
学者的离世，都带走了一条学术的河流，这些学术的河流已经汇入大海。前辈并不希望我们仅仅成为大海上的浪花，而是成为汹涌澎湃的大海的组成部分。2009年7月15日，于书菜楼
作者为文化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