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媒体力量，于丹成为当今“国学热”的代表人物。成名后的于丹，说论语讲国学成了本职，而她实际的学术研究领域却是传播学，职务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传媒系主任。
得知季羡林、任继愈去世的消息时，于丹正身在美国，想请于丹说些什么，她用短信回复的第一句话是：“他们的人格比学问更震撼我们。”
尽管美国时间正是凌晨，于丹还是很痛快地接受了本报的越洋采访。
季老是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典范
《中国经营报》：你在多次演讲时都会反复提及季羡林老人，特别是他已经身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还为校园里报到的新生看行李的故事。除此之外，可否追忆与季老交往的一些往事？
于丹：很遗憾，直至今天我与季老仍然无缘谋面。但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是季老这辈学人精神的传人，他们的人格价值远远超过其学术影响力。
季羡林老人精通多种语言，打通儒释道，学术上可谓通达博雅，但是季老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而只有季老的人格与襟胸可以让百姓所熟知，为人们所爱戴。
儒家所提倡的仁，共有五个层次，即“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和“宽”旨在做人，做人要恭敬，让自己的生命有一种容量，这样就不会让人看低。
季老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开创了人间智者的胸怀。90多岁高龄的老人，经历了大时代的变迁，人生可谓跌宕。在“文革”中，很多人都犯过错，做过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人晚年能够敞开心灵做灵魂的反省？恐怕只有巴金与季老。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的确，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季老能够坦荡地亮出灵魂，尽管临走前有诸多关于财产问题的传闻，但是今天，大师身后是一片从容与安详。面对外界沸沸扬扬的议论，他无所愧疚，这就是君子人格，也树立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典范。
人格与襟怀是大师真风范
《中国经营报》：季羡林、任继愈的学术成就深深影响了几代学人，而你说他们的人格魅力比学术成果更令人震撼，具体表现在哪里？
于丹：我有幸与任继愈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08年在国家图书馆，当时任老已经92岁高龄了，他说有本书要送给我，我很惊诧，也很兴奋。因为我从十六七岁就开始读任老的著作，一直到今天，对我一生都影响很大。
我刚见到任老的时候感觉很震撼，那样一个瘦小的老人却声如洪钟、苍劲有力。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谈到了中国的学术思想，到现在我都能清楚地记起任老说话时的语气与神态。
他说，中国的学术思想哪儿来那么多僵死的标准？这是标准化教育的可悲之处。幼儿园里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块饼干，让大家咬一口，继续问大家这是什么。标准答案是月牙，有个孩子说是小船，答案就是错的？！
任老就是要打破标准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的延伸就是不拘泥、不守旧。
任老更震撼我的是在此高龄，思维、想象力还神采飞扬，眼界之宽、看问题之深，让我们这些后辈仰止的同时有些愧疚：90多岁高龄的老人尚且能够与时俱进，打破旧有思想，更何况我们这些年轻人？
《中国经营报》：两位大师的离去，引发了对国学、国学大师的热议和新的争议，你如何看这些问题？
于丹：季老、任老是无可争议的国学大师，究竟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中国文化？我很喜欢《周易》中这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真正的文化。
要文而化之，我们称二老为国学大师，不仅是因为他们做学问做得深，更重要的是将国学的精华化为其人格与襟怀。所谓文而化之，就是用他们的人格作表率、典范，用生命为百姓化生，这样的儒者情怀、大师风范是真正的国学精髓，学不到这点，只会沦为末流的匠人。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员，我会用毕生的努力向先生们致敬。
有一次我去参观林语堂的墓，他的墓碑是钱穆题写的，我抚摸着碑上的文字痛哭流涕，季老、任老的离去也让我痛心不已，他们都是一代宗师，我想我应该为20世纪的这些知识分子们守灵，我的生命不能辜负他们的嘱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