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剑桥大学向他发出聘约，他产生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尤其想到剑桥大学拥有大量学术资料—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因为当时“祖国正处在灾难中，自己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本报记者 吴娟 实习生 曾慧敏
2009年7月11日上午8时50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西苑2号楼因突发心脏病辞世。终年98岁。
当记者致电季羡林之子季承时，他说正在北大灵堂现场。在与父亲冰释前嫌的这一年来，“因为父子和好，他（季羡林）心情一直很舒畅”。季承和一个护工承担了照顾父亲的主要任务。他每天从公主坟开车到301医院，带上在家做的父亲“爱吃的饺子或面条”。
此外，每天念《参考消息》给父亲听，接待要求题词的人，还有处理出版事宜等杂事。
他告诉记者，对于季羡林后事的安排主要是北大治丧委员会承担。但父亲的骨灰，有可能“分两处”，一处是北京万安公墓，一处是送回山东老家。
在灵堂现场，“很多人在排队吊唁，只要愿意来都可以来”。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季羡林这一代的大师专业化程度很高，同时关心外部世界，所以他们成了精神文化的一种象征。
唐师曾出过的多本书都是季羡林作序，唐师曾说：“外界的人说他是个‘大师’，佛学大师或者什么大师，这都是破坏他的完整性的。他和其他的学者明显的不同是他写了一本谁都懂的书《牛棚杂忆》，检讨社会，反思自我，这是人格上大写的人。”
希望重构世界文化
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家里非常穷，童年的记忆主要是饿和穷。靠叔父的资助一路刻苦读书考至清华。后去德国留学，经冯友兰建议学习梵文。
和德国导师商量博士论文时，季羡林“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通过对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季羡林学成归国之后，经陈寅恪先生推荐，以副教授资格到北大任教。只过了一个星期，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就通知季羡林：学校决定任用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当时文科研究所的导师都是知名的饱学宿儒，而季羡林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这个决定，与他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蜚声学术界的论文有直接关系。
季羡林45岁时，被评为一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
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关系。这个论点一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也有人认为季羡林发表了一些趋时言论。对这一点，北大教授乐黛云认为，季羡林因其专业立场对东方文化有很高的认同，希望中国强大，甚至希望中华文化重构世界文化。就其专业论点，有可商榷的地方，但“他绝不会迎合谁”。
陈平原也认为，季羡林的这一学术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曲意逢迎。
胡适：做学问要像季羡林
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之后的20年，其学术研究已大大超出他的老本行—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印度历史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佛教、比较文学等方面。他不得不扩大研究范围的客观原因，是国内缺乏梵文、吐火罗文的资料，难以继续深入研究。因此，当剑桥大学向他发出聘约，他产生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尤其想到剑桥大学拥有大量学术资料—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因为当时“祖国正处在灾难中，自己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一般人也许读不懂他的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的专著（吐火罗文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不足三十人懂得）。人们了解他的思想、学识和人格，往往是通过他的散文《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
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像八十万字的《糖史》和《吐火罗文（焉耆文）译释》是其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糖史》的写作历时17年，是季羡林一生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人类日常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如他所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
当初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辗转找到季羡林，拿给他一大沓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残卷。研究这些残卷，是季羡林写作《吐火罗文》的缘起。吐火罗语被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认真思考：它让人想起了一些过去从没有人想到的问题，譬如印度欧罗巴人的原始发源地问题等。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台湾的李亦园院士告诉他，胡适晚年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有一次下午饮茶，对年轻的研究人员说：做学问就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偷译《罗摩衍那》
解放后的八年，季羡林的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历次运动都不曾受到什么触碰，是北大教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而接下来的“文革”，北大派系斗争高涨，轰轰烈烈又令人胆战心惊的批斗整人使季羡林曾一度想了结此生。他在《牛棚杂忆》里完整回顾了这一时期。当时的挨饿使他觉得曾在德国留学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不可即”，因为这一次还“增加了皮肉之苦”。
“文革”中季羡林什么活都干过，搬运耐火砖，运沙子，运煤，搬石头，修理地下管道等。他不但是“劳改罪犯”，还是另一派系的成员，被打骂的机会就比一般人更多。
“劳改”时，有一次下身血肿，疼痛到无法站立。只好自己爬了2里多路找医生，但医生一听他是“黑帮”，又把他赶了出来。
后来，季羡林被分配的工作是当门房。在这期间，他托人订购了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他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门房上班。在上班的路上，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就把纸片拿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
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罗摩衍那》汉译本问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1985年，季羡林被邀请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给予最高礼遇，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席。
泪与血的回忆
“文革”后，季羡林开始写《牛棚杂忆》，期间写写停停，到正式出版时，已经过了十年。《牛棚杂忆》出版后，季羡林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部分是联系个人、家庭及亲身经历，出自内心。认为这本“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著作“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又未说的话”。此书引起了历经运动后人们的普遍共鸣。
除写《牛棚杂忆》外，他同时写了一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实事求是地评价胡适。季羡林曾同胡适共过事，两人交往颇多。在他看来，胡适并不像报刊上宣传的那么坏，那么危险，“他仅仅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而且“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这是解放以来第一篇实事求是评价胡适的文章，并且在文章里驳斥了长期以来扣在胡适头上的种种错误罪名。
历次运动中，虽然季羡林当时“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对于批斗几位恩师和崇敬的前辈，他始终保持沉默。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访问北大当年东语系的领导，都没人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的文章。
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说道：“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连锻炼也觉得浪费时间”
1990年以后，季羡林声誉日隆。各类人物拥到朗润园l3公寓季羡林家里拜访。季羡林家的门槛几乎快被踏破了。有时候，他一天要接待六七批来访者。人们排队轮流同他照相。他最怕的是摄影师那一声棒喝：“笑一笑”。他苦笑说：“同老友照相，当然可以发出由衷的笑来，同素昧平生的人照相，能笑得起来吗？”
人们在他家里看到，水泥地，大白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的房间，家具都是学校发的。直到1999年，中央某领导给季羡林拜年，就坐在狭窄拥挤的书房里和季羡林谈话。之后，北大决定，无偿给季羡林家装修客厅，并赠送一套沙发。
老年的季羡林常常带着喜爱的猫在燕园散步，常常有学生认出他并鞠躬致敬。不认识他的学生，遇到这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老头，以为是校工，请他帮忙看下行李，他也欣然答应。
温家宝曾几次探访季羡林，他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他常年坚持极其规律的作息，凌晨4时灯就亮了。写累了，便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锻炼也觉得浪费时间”，一直持续到住进301医院，在去世的前一天，季承说他还写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