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郝颜
几乎是从电影诞生的第一个十年开始，电影剧情中的角色与民族身份的问题就出现了。到了全球电影工业的跨国合作越来越多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从故事本身扩展到了整个电影机制。中国电影明星们的国籍归属不断地被媒体曝光，加入其他国籍的演员很多遭到大众的谴责。当刘烨迎娶他的法国女友的时候，宣布不会更改国籍也成了一项重要而敏感的内容。当然早在刘烨之前，成龙已经骄傲地宣布房祖名将改回中国国籍。暂且不管网络言论所猜测的各种原因是否属实，这些情况至少表明，在电影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市场诉求。有趣的是，正是成龙本人担任制片并主演的影片《新宿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
第一次担任制片人的成龙是将这部电影当作抵抗好莱坞霸权的亚洲合作项目来完成的，伙伴来自日本。而在好莱坞这个共同的对手之后，在故事中如何处理中国偷渡客与作为目的地的日本的关系，就是它试图平衡的第一对矛盾。两个中国人在浴室里遭到日本黑社会成员的羞辱，忍声吞气地说，假如他们到中国来，将会如何如何。在《南京·南京》刚下档后，这个场景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们曾经来到中国的历史。影片用来避免这种历史联想的方式是将故事导向一个更加普泛的现实——竹中直人所扮演的刑警北野发现三合会的幕后指使原来是政界的大人物，借由这位警察之口，影片将这种腐败的政治现实解释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黑金政治”。但这些谨慎的“避讳”并没有绕过中日合作的所有敏感地带。一个中国人明目张胆地偷了一袋高尔夫球杆，后来的问先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已经有了生存经验的偷渡客说，“日本人自己不偷，就以为别人也不偷。”而偷走球杆的“老鬼”恰恰是移民群体在后来进行集体犯罪并且背叛成龙所扮演的首领时，唯一一个还有良心的“好人”。这个细节可能会让很多观众感到极不舒服。
事实上，在替代了成龙的一贯角色而出场的“好警察”北野面前，片中的华人移民大多数都是负面形象，包括成龙自己。他们所背弃的不仅是日本主流社会的法律，而且也是地下组织的道义原则。贪生怕死，见利忘义，合谋欺骗朋友并在最危险的时候将其出卖，“老鬼”试图劝和，立刻就被“香港仔”割断了喉咙……都是这部试图重新讲述华人移民之悲情历史的影片所提供的情节。在黑帮类型电影里，杀人越货是典型的故事，而几乎所有极端暴力的行为全都是由华人移民来实施的，包括日本本土的黑社会组织三合会出现内部倾轧，需要谋杀异己的时候。直接导致影片被定为限制级的“断臂”场景也是争夺利益的中国人在互相厮杀。借助三合会的势力，这帮实际上等同于乌合之众的华人移民在新宿地区站稳了脚跟，异族势力的崛起引起了三合会中层干部中岛的极度不满，号召手下要以武士道的精神来铲除华人。与此相对的是，臭名昭著的警示标语“华人不得入内”却是由假装成日本人的华人移民德叔自己贴出来的。
放在民族主义情绪之外来看，这种似乎可以看作是自我检讨的尝试本身并没有错，至少不是天然就是错的，但当影片拒绝给出关于华人移民生活之艰难处境的描述时，这个群体的恶劣品质就变成了天然的。片中没有出现任何关于日本主流社会歧视和侮辱华人移民的情节，唯一的冲突是房东老头出来咒骂这些中国房客，而原因是他们从来不给垃圾分类。因此，除了简单的庸俗的逐利动机之外，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将他们的生活理解成边缘群体的反社会行为的可能。当成龙扮演的首领宣布公司成立，将要重塑形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情节倒更像是对影片自身的刻薄讽刺。
片尾的字幕中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偷渡日本的事件越来越少。这个后缀再一次确证了片中人物行动的逐利动机，只有成龙所扮演的铁头，电影给了他一个寻找恋人的高尚理由。不过当他发现当年的秀秀已变成了江口结子的时候，他的行动就被转到另一个通过非法途径取得合法身份的方向上去了。这个主题在一开场就有隐喻。上了岸的铁头杀死了发现他们的警察，随后潜入一家庭院，换上了主人的衣服。从一开始，合法身份就是不可能的，直到最后也没实现，尽管他得到了一张写着姓名的长期居留证明。这大概就是影片所能表达的最深刻的悲情吧。微妙的是，在铁头决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当天晚上，他采取的行动是去占有欧美女性移民而非本土女人的身体。尽管尔东升的这部“成龙电影”试图改变他以往的不死之身形象，用没有动作场面的情节来塑造一个凡人加好人的反英雄的英雄，但至少在上述细节那里，这种转型是失败的。
成龙更成功的转型或许不是在银幕上而是在现实中吧，所以才有上述这样一个对比的理解。作为香港最成功的演员之一，成龙开始越来越多地以公众人物的身份来担当起社会责任。他除了在电影工业领域之内多有贡献之外，也积极地在社会公共空间发表言论，来为这个时代担任见证。这个华丽的转身要比银幕上的转型优美得多。当然，有必要注意到的一个时间差是，这部无法公映的影片开拍于2007年，完成于2008年。此时距离成龙以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身份参加博鳌论坛并且发表演说，还有一年零四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