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禁不绝的强行征地和拆迁，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
金庸《飞狐外传》写了一例土地官司，发生在“广东的大镇佛山镇”。凤天南是该镇的大财主，新娶了一房七姨太，要为她建造一座“六凤楼”，看中了菜农钟阿四的两亩几分地皮，便与他商量，先开价五两银子，钟阿四不卖，加到十两，还是不肯：“说道便是一百两银子，也吃得完，可是在这菜园子扒扒土、浇浇水，只要力气花上去，一家几口便饿不死了。”——由此可见钟阿四是一个本分而明智的农民。凤天南没辙，遂使出诬陷之计，说钟家二子偷吃了他家养的一只肥鹅，因为鹅毛便是在钟家的菜地找到的，可为呈堂证供。于是告官，巡检衙门的差役来将钟阿四锁了去。板子夹棍，一通刑讯逼供下来，钟阿四奄奄一息，可他至死不肯卖地以赎回自由之身。最终，漫游此地的侠客胡斐路见不平，插手此事，由于他卤莽冲动，以至出师未捷，钟家四口人不幸身先死；同时，作为凶手的凤天南亦迫于胡斐的压力而携家逃亡。那块菜地是成为无主之地，还是被收为公用，小说却没有交代。
这里必须先明确一点，古中国所实行的土地所有制政策不同于今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对皇权之法力的颂扬，就像一顶华丽的高帽子，实际上，大多数朝代，土地皆为私有。钟阿四若不是拥有那两亩几分地皮的所有权，怎么可能进了监狱还敢和凤天南死扛到底，他不在土地转让合同上面签字按手印，凤天南便永远不可能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六凤楼”的法律地基便永远不够稳固。
钟阿四无疑具备成为“钉子户”的一切潜质。最关键的一点，他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只要他一日不死，不卖地，连皇上都无可奈何。比较起来，今天的“钉子户”最缺乏这一点底气，他们要做“史上最牛”，更多是看公权力的脸色，看舆论的压力和鼓吹。这种“钉子户”，其实是权力博弈所结出的果实，它的品质并不由自身的努力所决定。
钟阿四和胡斐代表了应对恶势力征地的两种路径。钟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如同余华小说《活着》里面的主角，有朴素的思想，有牛筋一样的韧性，但除了忍耐，他一无所依，因为他根本不具有反抗的力量。这种性格，也遗留给今日中国一些被征地者和被拆迁者，直面强势的推土机，他们或者束手就范，或者象征性抵抗一下。他们所能冀望的只有命运的偶然转机和权力的慈悲。
胡斐则象征私力救济——这里的前提是，他拥有一身超群的武艺，在草莽江湖，武功即权力。胡斐凭借他的武功（权力），在公力救济惨然失效的情形之下，硬生生战败五虎派的掌门人凤天南，迫使他低头认错；如果接下来胡斐不被敌人诱走，此事必定有一个光明的收梢。可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粉墨登场的私力救济，第一是可行性不大：拳头必须比别人硬；第二，威慑力不高：很难保证，胡斐离开佛山镇以后，凤天南不对钟阿四一家施行报复；第三，更难以保证，那些纷纷叫嚣替天行道的侠客，在金钱和美女的重重诱惑之下，不与凤天南这种商家同流合污。有此三点——更别提胡斐是一个失败的维权者——此路径便不值得推广。毕竟，江湖只能聚集零散的正义，更多是罪恶的碎片；大批量的正义生产则有待完备的制度建构。
《水浒传》第五十二回，写“小旋风”柴进的叔叔、高唐州住户柴皇城遭遇了一例恶意拆迁。高唐州新任知府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看中了柴皇城家的花园水亭，“便要发遣我们出去，他要来住”——这厮更狠，一分钱都不给，完全是依赖权势强行霸占。柴家却不是吃素的，既为金枝玉叶，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护身，可免生死，可殷天锡哪管这些，推抢殴打，致使柴皇城连伤带气，生命垂危。请柴进过去帮忙，孰不想殷天锡霸道至极，连龙眉凤目的柴进都要打。这便惹恼了在小旋风身边避难的李逵，“黑旋风”真黑，几十拳头打死了殷天锡，再闯下一桩祸事。其结局，是维权者无处抗争，只好逼上梁山。
同为维权者，柴进与李逵的态度之歧异耐人寻味。柴进道：“……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若此“条例”可以作今日的“法律”理解，那么李逵正是不折不扣的法律虚无主义者（绝不是法盲）。面对恶意拆迁的强权者，柴进还想做法律之内的合法性反击，李逵早一脚踢开那道破败不堪的护身符。注意他的措辞：“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足可见此法为恶法。他抡开两柄大斧，用暴力代替了法律。
以小说中的四位维权者，观照现实，老黄牛式的钟阿四都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他的处境最恶劣，结局亦是最凄惨，被刑讯逼供仍无处伸冤，放到今天还可能申请国家赔偿呢。柴进守法，却被“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胡斐与李逵一样无视法律，但前者梦想凭借刀把子立法，以私力救济补充公力救济，以江湖之法取代庙堂之法；后者则向往一个无法无天的乌托邦世界，只消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遗憾的是，他们二人的历史遭遇皆禁不起赞美：江湖无法支撑社会正义之重，而梁山不过是庙堂秩序的野生版。终极正义距离这4人其实是一样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