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梁柯志
从去年的四面围城，到目前的杀出一角，中科智正为自己消劫。
2008年中，缘于规模膨胀之后的内部管理问题集中暴露，以及金融危机下的银企链条收紧，中科智险遭劫杀之灾。其劫从福建“来雅事件”引发，先后招致外资股东不信任案、担保企业不还款案、合作银行不信任案，外资撤资之忧、资金压力之大、业务断流之困一起袭向张锴雍。
6月14日，中科智董事长张锴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首次坦言个中困惑以及经年以来中科智的转型路径。张称，虽然有这内外忧患，所幸的是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中科智和整个担保行业似乎熬过了最艰难时期。危机的出现是个预兆，告诉同行们以前的商业担保模式可能需要转变。
“中科智就在经历一场历史上最刻骨铭心的转变。” 张锴雍说。
进入2009年，在政府改善监管体制，以再担保弥补担保风险的同时，更加引发政府、业内对商业担保模式和监管模式的再思考。在金融危机逐步走出低谷的时候，商业担保模式转变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实体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
1 以债转股消大劫
“债转股”完成后，1亿美元中科智海外债券持有者（数十个自然人和机构）持股比例高达40%，成为中科智集团群体大股东，而张锴雍、花旗投资、凯雷、亚洲开发银行的股份大幅缩水，但这无疑化解了外资股东的责难，以及偿还海外债券带来的资金流压力。
“贪大求快可能是中科智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回顾中科智去年出现的系列危机时，张锴雍称，“导致贪大求快，是因为中科智在管理、文化和商业这三大模式上出了问题。比如管理上常年以业绩为导向，由此衍生的文化和商业模式亦需要反思。”
早年的担保规模极速膨胀，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管理变革。福建“来雅事件”，这个让中科智陷入危机的小触因，就是当时管理不完善造成的结果。
据中科智内部人士透露，福建中科智原总经理郭俊涉嫌与当地来雅集团共谋，伪造贷款文件，滥用公司公章违法向第三方贷款提供担保，骗取银行贷款，造成中科智数亿元的资金黑洞。事发之时，郭俊已远走他乡，不知所踪。
当其时，正值国内银行信贷紧缩，加上中科智外资股东开始指责中科智的管理问题，大多数银行开始暂停中科智的信贷担保，中科智资金链顿成断裂之象，并最终形成了巨大的财务亏损。
在2008年10月底维尔京中科智发布的中报中，中科智上半年亏损高达11.75亿元，主要原因是为其153亿元的担保余额提取了14亿元的损失拨备(2007年拨备额为1644万元)。其中包括为其余额为17.2亿元的委托贷款担保拨备9.47亿元和为其余额为136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拨备4.57亿元。
“来雅事件”用张锴雍的话来说就是“内控失察、用人不当”。自然，如何修补管理漏洞成为中科智随后的最大内务。
但在之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外忧，也就是对银行和对外资股东的关系梳理。在去年10月由深圳市政府牵头的协调会上，银行关系开始逐步理顺并延续至今，这注定将经历一个不短的时间段。这条业务生命线是中科智必须确保的，也就是围棋中的不能弃子，只能消劫。
至3月27日，中科智债权人股东和解协议，则让中科智公司治理结构戏剧性出现了债券持有人的强势地位。
“债转股”后，1亿美元中科智海外债券持有者（数十个自然人和机构）持股比例高达40%，成为中科智集团群体大股东，而张锴雍、花旗投资、凯雷、亚洲开发银行的股份则分别从53.76%、14.05%、13.01%、5.76%缩减至32.26%、8.43%、7.81%、3.45%。
不仅如此，在改组后的中科智集团董事会的10名董事中，债券持有人代表占有5席；下属专业委员会的构成中，财务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均由债券持有人代表占多数。同时，债券持有人有权向每一间公司的董事会委派不超过50％的成员。
另外，债券持有人有权任命集团总部的财务总监和风险管理总监。债券持有人有权委派一名首席重组官，负责筹划、实施和监督中科智担保集团的重组计划并将有权查阅公司的任何文件和参加任何会议等等。
在股东结构出现变化后，中科智将董事会办公室与审计监察中心设置成完全独立于两个集团公司（中科智和中兰德）的机构，随时可对业务进行审计，以强化董事会对业务风险的掌控。
2 中科智模式变革
4月，吸取福建“来雅事件”的教训，中科智实行扁平化的改造，由“总-分”直接变为“总-支”，几乎取消省级公司，改为集团派驻制，包括风险总监、财务总监和综合管理总监均由中科智集团选派。
梳理完银行关系、外资股东关系、债券持有人关系，张锴雍开始着力中科智经营架构的重组。
在短短数年的扩张中，除深圳外，张锴雍已将中科智散布于北京、上海、长沙、福建、广东、河南、江苏、重庆、杭州、山东等地，与大部分企业一样，“总-分”式的二级管理体系成为当时之选。然而，其中存在的决策低效率、风险积累以及成本上升副作用，亦在去年的危机中暴露无遗。
4月，吸取福建“来雅事件”的教训，中科智实行扁平化的改造，由“总-分”直接变为“总-支”，几乎取消省级公司，改为集团派驻制，包括风险总监、财务总监和综合管理总监均由中科智集团选派。
中科智集团执行总裁魏勇具体主导了这场管理模式之变。魏勇称，架构改革主要是为了让机构设置贴近市场，通过整合后台部门职能，做到管理架构扁平化，从而提升专业化水平。
不过，业内普遍认为，中科智此举意在削藩收权，强化外地子公司的风险管控，包括后来的对运营公司总经理任期满三年一律进行轮换的措施，都是为防止“来雅事件”的重演。
另外，在业务风险上，中科智亦进行深度改革。
魏勇称，比照银行体系，中科智完善了风险管理岗位，如设置合规经理、保后监管经理和产品研发经理等风险管理岗位，改变过去风险管理中心定位“重评审、轻管理”。同时增设资产保全中心，集中处置不良资产，降低存量资产风险。
同时，在审批方面推行“独立审批人＋专家集体决策”模式，以求在保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强化权责对应关系，提高项目审批效率。
除架构改革外，恢复市场信心亦关系到中科智业务的开展。去年底，市场对中科智的信心降至低谷，财报显示2008年其营业外支出高达4.06亿，均为各运营公司风险净损失买单，其中福建公司的净损失高1.92亿元。
为此，中科智也进行了重大的财务重组，剥离了部分不良资产，同时注入了市值4.04亿的国泰君安公司股权和房地产物业等资产。
中科智危机爆发后，其深圳市场被其他担保公司抢占。“完成了内部管理再造，现在是收复失地的时候了。”张锴雍比数月前似乎多了一层自信。他称，“我们已经走出了U型低谷，特别是从3月底开始，我们和银行的担保合作已经得到了大面积的恢复。”
中科智财务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5月，中科智各公司累计担保额为6.9亿元，担保收入为3007万元。“因各商业银行去年群发的禁担保令，中科智担保业务自今年3月底才开始恢复，一季度担保量非常小，前5月的担保业务实际为4、5月份的实际发生额。”中科智运营部门负责人称。
3 谁来规避中科智危机重演？
做小时的担保公司是一群乱象，做大后的担保公司如中科智者，同样难逃厄运。关键之处不是大和小的问题，而是整个担保行业的监管失当。
中科智的问题不是中科智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担保行业问题的缩影。
从1993年，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担保机构出现至今，国内担保公司的数量已经从1家发展到4000家以上，快速增加的数量背后，隐藏着担保行业的先天不足。
广东一政府担保中心人士表示，在市场过度竞争下，部分担保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非法融资、无序放贷、乱收费用、超范围经营等问题，尤其近年来出现频繁。
6月10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8亿元，宁波金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担保)实际控制人李君被起诉，就是担保公司违规经营的典型案件。
按照规定，担保公司只能从事贷款担保，不能直接放贷。李君以1.5%—3%不等的月息吸进存款后，以5%左右的月息将钱放出去，一共向21名个人及27家单位出借2.5亿余元，收取利息6300余万元。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借款企业陷入困境，自身难保，金诚担保资金链戛然而断。
除金诚担保这样无银行之名、行银行之实的案例外，担保公司经营乱象并不鲜见。
上述人士称，还有一些担保机构因为寻找不到合适的担保业务或者得不到银行的认可，便将资本金用于投资国债、房地产甚至股票，从中牟取利益。
广东中小企业局的一份调查显示，2008年6月，沿海某省担保公司总数超过400家，但能正常开展业务的不足150家。以此推算，目前国内4000余家担保公司中，可能超过大半都是不能正常经营的空壳担保公司。
做小时的担保公司是这样，做大后的担保公司如中科智者，同样难逃厄运。关键之处不是大和小，而是与整个担保行业的监管环境不无关系。
从1998年始，担保机构监管数度变迁。先是中国人民银行监管，1999年改由财政部金融司监管。后因涉及住房置业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监管职能又被划归到建设部及原国家经贸委(现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成立后，监管职能又转入其下的中小企业司，前两年因机构改革变由工信部负责。频繁更换主管机构，难以形成系统的行业法律规范。《担保法》等系列文件并不是保护担保机构，而更多是涉及担保行为。
至今年4月28日，由银监会牵头的部级联席会议正式成立，成为担保机构最新的“婆家”。
一担保业内人士称，由银监会牵头监管，虽确认了担保机构一直被忽视的准金融性质，不过，这个涉及七八个部委的联系会议，并没有根本改变多头管理的实质。
去年10月份，银监会等有关部委下派4个调研组调查中科智危机和整个担保行业问题。据内部人士透露，银监会目前正在筹划成立专门的担保行业监管部门。
4 谋变担保商业模式
张锴雍认为，对于成熟大型的担保企业，期权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担保+期权”的模式并非没有先例，深圳高新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即是先行者，并且取得了成功。
管理变革好比修补好一条漏船，更重要的还是这条船驶向何方，也就是担保商业模式变更。
张锴雍称，目前国内担保行业是“一体两翼”体系，即政策性担保为主体，商业性担保和互助性担保为两翼。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性担保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大。
以河南省为例，截至2008年底，河南省已设立各类担保机构318家，其中由政府出资或由政府出资参股的政策性担保公司114家，占担保机构总数的35.85%，民间资本出资的商业性和互助性担保机构204家，占64.15%；在担保资金总额中，政府及国有资金出资或出资参股额264363.9万元，占担保资金总额的31.51%；非政府出资574528万元，占68.49%。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波动之下，商业性担保公司原有的高风险运营模式弱点暴露无遗。
一种被业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小企业订单减少，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支持，可能担保公司将要折损大半。
目前，国内融资担保收取的担保费在1%～5%，如果不实现信用放大按1年资金周转1 次计算，收益率最高才5%，扣除成本几乎没有盈利，这还不算贷款出现风险时担保机构可能要偿付的资金。
张锴雍称，这也是造成大部分担保公司盈利微薄、被银行视为高风险的原因之一。而对于担保公司来说，提高盈利无非就是扩大收入和降低成本两种路径。
张称，如通过提高担保费用增加收入，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偏高、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显然空间有限。目前，业内的平均风险概率是8%，加上管理成本，一般担保公司盈利的基准费率应该在10%以上，但是，如果加上银行利息，中小企融资的总成本将接近20%，明显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数字。
因此，业内曾经不少人提出多元化经营来提高收入，试图“以外补内”。
“担保公司的收入不应仅限于贷款担保，业务单一风险较大。”广东佛山一民营担保人士认为，“多元化业务更能抵抗风险。可通过调整业务结构，将业务范围向其他非担保业务延伸，如委托贷款、租赁计划、工程保函等等，甚至是典当、创业投资等方面。”
与上述佛山人士持相同看法的不在少数。在几乎所有担保公司的网站，均可以发现非担保业务的痕迹，担保公司多元化正使其逐步异化，转而成为金融中介服务公司。
然而，多元化经营某些业务与担保本身性质相去甚远，而且对担保公司风控能力要求亦很高。如创业投资和担保的多元化，两者商业模式不一样，担保的模式是大面积收取担保费，弥补小比例的贷款损失，而风险投资它是靠小比例成功取得的巨额回报，弥补了大的投资亏损以后，它还能盈利。
张锴雍认为，正如投行业务和商行业务的结合一样，糅合担保和风投非常不易，并不是大众化的路线。因此，商业担保模式转变首个方向还是降低风险成本，担保公司的出路就是想方设法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换句话说降低信息不对称，寻找相关客户群，对目标市场细分，朝着这个方向来走。
张锴雍表示，担保公司成立专门的风险研究团队，另外，寻求对中小企风险的标准化服务和行业化筛选。将中小企进行分类风险评分，按照分值来提供对应的担保方案；另外，对行业进行深挖，甚至日后只专注做某几个行业，对行业的风险和企业摸透，从而达至信息对称、降低风险的目标。
不过，对于成熟大型的担保企业，张锴雍认为，期权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具体而言，在发生担保业务同时与企业签一个期权协议，比如拥有五年的期权，五年后，如果企业经营好，担保公司可以选择行权，这样的话就有巨大的股权收益，如果不好，就不行权。
此种“担保+期权”的模式并非没有先例，深圳高新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即是先行者。当初，业界并不重视，后来“高新投”做了几个成功的风险投资，如“泰族激光，中江环保”等，其中像“泰族激光”一个项目就赚了4个多亿，把他所有的担保资金全赚回来了。
张锴雍称，尤其在创业板推出的时候，这种模式变成更为现实可行，机遇也更多。但双方的担保业务还是照常规，如果还不了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当没有行权。
不过，张锴雍亦承认，因为期权在中国不受法律保障，所以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肯定是中科智发展方向之一。
5 破解中小企三大顽症
“如果不能大局上进行这些社会变革，仅靠担保行业为银行信贷风险挡子弹，不仅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担保行业本身也会越生存越艰难。需要从整体为中小企业进而为担保行业破局，希望能引起有关层面的高度关注。”张锴雍称。
无论担保机构做何种探索和变革，终究还是要回到中小企业融资这一根源。事实上，深受融资难困扰的不止是中国的企业，环顾国外，这同样是一个恒久性的话题。
5月初，当张锴雍再度前往日本深度考察后，感受最深的是“解决中小企融资问题应该跳出金融来谈，它不是金融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担保体系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
张锴雍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最后归纳起来就三条，第一条是中小企业的财务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第二是中小企业抵押不足、风险高；第三是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高、回报低。
张锴雍称，“我对日本模式印象深刻，日本采取的商业化和政策化并重的思路能较好解决融资难问题。日本构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三大体系，即中小企业咨询服务体系、中小企业短期融资体系、中小企业长期融资体系，正好是对应解决了中小企的三大天然属性。
据张锴雍介绍，比如日本解决第一个难题的中小企咨询服务体系。日本首先有一个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有一个大一统的信用评价局在做，把有关中小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所有的信息汇集，并记录终身在案，中小企业信用违约成本会很高。
同时还有一个中小企业咨询诊断体系，在日本有一个行业叫中小企业咨询诊断行业，有中小企业咨询诊断事务所、中小企业咨询诊断师，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行业和职业。日本法律规定任何中小企业从注册开始起，必须请一个诊断师来提供咨询服务。日本政府规定，中小企业到银行贷款，要担保机构担保，投资机构来投资，都需要那个为该企业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咨询的人签署推荐意见函。“咨询师长期跟着一家企业，对该企业的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如此，就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张称，另外，中小企业短期、长期融资体系则分别解决了抵押不足和回报低的问题。日本模式下，中小企业获得短期融资途径一个是第三方担保，一个是应收帐款抵押，其中第三方担保即相当于国内目前的担保体系。
至于长期融资体系，张锴雍发现，这类做法与国内一些担保公司做法类似。比如日本的“中小企业育成投资”，在美国叫创业投资，有的叫风险投资。因为它的股权层面风险高，回报也高，能够有比较好的回报。
“至于融资租赁也值得借鉴。从全球角度来讲它的回报率高达30%以上，就是让中小企业尽量少买设备，交给专门的融资租赁公司来做。”张锴雍称，“中国设备喜欢做长期投资，在这一点上还缺乏积极的财务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解决中小企业长期融资难且回报率低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国内比较缺乏的模式。”
事实上，除了咨询诊断体系（中国的企业征信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其余两种融资体系国内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做法，但是，仍处于探索阶段，并未能形成普遍性的做法。
张锴雍称，“我还有一条感触就是日本成立了专门做中小企业贷款的振兴银行。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它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标准利率是两等，一等是18%，第二等是29.2%。要知道，在存款利息几乎为零甚至为负的日本，正常的贷款利率非常低，就是大企业也就是百分之二三的水平。”
“如果不能大局上进行这些社会变革，仅靠担保行业为银行信贷风险挡子弹，不仅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担保行业本身也会越生存越艰难。中科智之前的问题是做大后的问题。离做强还有很远的距离。需要从整体为中小企业进而为担保行业破局，希望能引起有关层面的高度关注。”张锴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