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有讥讽，但鲁迅始终还是在说理。既如此，又怎么谈得上“大骂”呢？当然，如果一定要把正常的批评和讽刺艺术说成是“大骂”，那也只有任你去了，何况鲁迅已作古七十多年——身后是非谁管得。■闵良臣专栏
鲁迅批评甚至讥讽过梅兰芳，这没有什么忌讳的。那么，梅兰芳对鲁迅的批评，是否就像现在有人所说的要么不屑一顾，要么“一笑置之”呢？好像也不尽然。上海的黄裳先生在2008年第8期《读书》杂志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鲁迅·刘半农·梅兰芳》，文章认为：“梅兰芳生前对鲁迅的多次批评，并未做过正面回应，但不能说没有从中吸取必要的营养。”特别是梅兰芳后来对某些地方戏剧的移植改编，尝试让京剧“走出庙堂、回归原野”，在黄裳先生看来，“这一切与鲁迅的批评有无关涉，也是值得研索的课题”。我以为此说也并非就是无的放矢或叫“想当然”。
话说今年2月24日《北京日报》刊出一短文，题目叫《说给凯歌同学听——关于鲁迅“大骂”梅兰芳》，作者是西南联大学生、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他的这则短文是针对已加入美国国籍的大导演，并导演了电影《梅兰芳》一片的陈凯歌先生而言。陈先生在其新著《梅飞色舞》一书中说：“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儿，为了抢他，两个班主打起来，自己的亲戚还有人受了伤。梅党赴美之前，头一个站出来大骂的是鲁迅。梅先生没有回嘴。”
王景山不仅知道陈大导演，从文章中看出，王先生还曾给陈凯歌“讲过几次鲁迅的”。王先生认为，陈现在是名人了，而“名人的话，影响大，发言更要慎重一些，否则容易对一般人形成误导”。原本就是鲁迅研究专家的王先生，“虽然自认为比较熟悉鲁迅的作品，但总怕年老记忆力衰退，还是又根据《鲁迅全集》的索引，查阅了全部有关梅兰芳的文字”。所查结果，发现还是不存在鲁迅“大骂”“梅党赴美”。王先生在短文“最后”，建议陈先生以及别的关心此桩公案者，“读一读鲁迅《花边文学》集里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其中虽有‘游美’二字，并未骂，同时却可看出鲁迅对当年一些‘士大夫’、‘批评家’很有意见，对梅兰芳则有褒有贬，即使在贬时，也是颇为之惋惜的。”
看得出来，王先生虽是鲁迅专家，却惜墨如金，不愿意多说，甚至连鲁迅的话也不引。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鲁迅到底对梅兰芳都说了些什么，又是如何“大骂”梅兰芳的。
其实，被认为“大骂”梅兰芳的“证据”主要是这样两篇文章：一篇是被收在鲁迅第一本杂感集《坟》中的《论照相之类》，另一篇是《花边文学》里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当年是分上下两次发表的）。我们现在就把这里面所谓“大骂”的文字挑出来。
众所周知，鲁迅一生擅用“春秋笔法”，对人对事，多有褒贬，甚至在讽刺别人的同时也喜欢自嘲，从不肯平板呆滞地作文，因此，读他的文章如果连这一点“风情”都不解，那就只好去生这位大先生的气了。
不用说，鲁迅自然也有我们常人一样的感情、一样的喜怒哀乐，也同样会“爱屋及乌”或“恨屋及乌”。既然鲁迅向来不喜欢势利、不喜欢阔人，因此，对因势利而阔起来的阔人放大的照片自然也不喜欢，认为“无非其人阔，则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不对，不能因为你鲁迅不喜欢阔人，就反感阔人放大了而挂在照相馆门口的大照片。可话说回来，鲁迅要反感，这也是他的权利，何况这还是在当年呢——当年能放大照片的都是些什么样的“阔人”？鲁迅所讽刺的那些“阔人”又有几个是好东西？
接下来这才谈到梅兰芳的大照片，并加以讽刺：“倘若白昼明烛，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据鄙陋所知，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君。而该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确乎比那些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这大约就是有些人所指责鲁迅的“大骂”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话当然不好听，但如果说这一定就是“大骂”，恐怕又要算言过其实了。如果梅兰芳是现在的一个大明星，我想在今天报纸的娱乐版上是极容易读到这种“大骂”的。所以说，不是鲁迅不能这么说，而是不该说的是梅兰芳。就因为是梅兰芳，这样说，就是“大骂”，而今天娱乐版的那些文章是只供给人们“娱乐”的。这真是奇怪啊，鲁迅说了他的反感，反感的文字不那么好听，怎么就成“大骂”了呢？
鲁迅的话当然并不止此，他接着在下面又说了：“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幅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这段话在有些人看来也一定认为是“大骂”。可只要稍作分析，就知道，根本谈不上“骂”字，更别说还什么“大骂”了。按鲁迅著作注释，“麻姑”是神话传说中的仙女，说梅兰芳的扮相像“麻姑”，不仅谈不上骂，还是一种赞美。鲁迅的意思，很明白，他是说，当自己看了梅兰芳扮演的“黛玉葬花”的照片后，发现与他心中所存的林黛玉很不相同，换句话说，不是把林黛玉扮丑了，而是把林黛玉扮美了。这话就是放在今天，也再平常不过。只要看看一些报纸的娱乐版，即使对一些当红的大明星所扮演的角色，批评起来，也不知比这厉害多少倍。至于那后面两句话，都是鲁迅阅读《红楼梦》时心中想像的林黛玉形象，无论说“她”有多丑，都与角色梅兰芳无关。一些人连这样的话也要误读，那你还能读懂什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话，我们似乎也能明白鲁迅之所以不喜欢梅兰芳那个大照片。原来正是因为他对梅兰芳的扮相不满，以为不合他读《红楼梦》时所想像的林黛玉形象。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会写文章，又对某演员或歌星的“扮相”不满，即使此人是“超级大腕”，不也照样可批评可讽刺吗？怎么轮到鲁迅说几句不满的话就成“大骂”了呢？
再来看鲁迅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怎么说的。可以说，时隔十年整（《论照相之类》写于1924年11月11日，而《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作于1934年11月1日），鲁迅在这篇杂感中对梅兰芳的看法已有所改变，甚至主要是借谈梅兰芳批评另外一些人把梅兰芳害了。
鲁迅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在上半篇，而若有什么人一定要说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大骂”了梅兰芳，那也一定是指上半篇。可只要稍微有点理解力，又对鲁迅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明白鲁迅在说什么，又想说什么。在文艺创作，包括在对京剧的改革上，鲁迅一贯不赞成一些士大夫所谓的“雅”，更不赞成像谭叫天那样，去博得权势者的“赏识”，而是希望能雅俗共赏。当然，你不能说鲁迅那些话中没有一丝“意气”，但从整篇文章来看，除了稍带一些意气的个别字词、个别句子，主旨是在说理，而且很难有什么人可以驳倒鲁迅或说他说的不对。
文章一开头就说“崇拜名伶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可见鲁迅非常重视伶人的品格，即使对伶人的崇拜，也有干净不干净之分。即如名伶谭叫天，虽然技艺好，在剧坛上称雄，但鲁迅认为“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谭是慈禧太后赏识过的，可也正因为这样，也就没人来为他编剧本了，因为别人“不敢”。紧接着就说到梅兰芳：“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这几句话是针对名伶谭叫天而言，说明梅兰芳是为市井百姓，可也正因是为市井百姓，也就与“势利”无缘，于是一些士大夫才敢于来改变梅兰芳，束缚梅兰芳，甚至用“玻璃罩”把梅兰芳罩上。这里不仅是在称赞梅兰芳，而且也是在批评有些士大夫。而梅兰芳也就在士大夫对其“下手”后，不再是“俗人的宠儿”，离开了俗众。于是，鲁迅这才有了下面几句话，既表示对一些士大夫的痛恨，也表示了对梅兰芳的不满，同时也夹杂着惋惜：“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有谁能说上面这几行话对梅兰芳而言，是“大骂”呢？鲁迅为了证明只要是为“俗众”，就是演到老也仍然有人愿意看，还举了一例：“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而梅兰芳呢？“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泼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你也能说这是“大骂”吗？
当然，除此之外，鲁迅一向反对中庸，也反感中国的男人扮女人，而恰恰梅兰芳就是这样的“角色”。1933年，鲁迅在《最艺术的国家》（见《伪自由书》）这篇文章起首就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我们不能说这里讽刺的没有梅兰芳，但鲁迅主要还是在表达他反感“男旦”，反感当时那样一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见《最艺术的国家》）。
与上面这些相比，如果有谁说鲁迅还有“大骂”梅兰芳的文字，我想应该说都是“等而下之”了。然而，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有讥讽，但鲁迅始终还是在说理。既如此，又怎么谈得上“大骂”呢？当然，如果一定要把正常的批评和讽刺艺术说成是“大骂”，那也只有任你去了，何况鲁迅已作古七十多年——身后是非谁管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