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建民
在改革开放初期，厦门得到的机会甚至比深圳更好。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制造业起飞的时候。在经历过上世纪60、70年代的积淀之后，台湾制造业已经从以轻纺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石化为代表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以鸿海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低端做起的台商，拥有上下兼顾的产业布局，这些产业在新台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下，都产生了巨大的转移势差。与香港给深圳带来的机会相比，台湾给厦门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订单，而是一整套完整的产业布局，对采购、人才有着强烈的本土化需求。而且，香港以自由港起家，靠的是中转货，深圳只是香港作为货源腹地的众多倚靠之一；而台湾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岛，厦门几乎是其产业转移路径上的唯一目的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让厦门始终停留在起飞跑道上的是两岸的政治关系。尽管在政策上有一些开放的尝试，但当时对台的主导思路之一还是战备。但凡有点风吹草动，譬如1995年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就会马上转风向。没有政策的支撑，厦门无法放开手脚搞基础建设，产业转移所需的物流条件缺失，只好原地踏步。在这个时期，早期因为血缘关系而来的台商失望而去，新的台商则越过厦门，直奔东莞、昆山。当深圳奇迹出现，甚至它的后院东莞都实现经济腾飞时，同时起步的厦门，却归于沉寂。
回顾这一段历史，大多厦门人把失机归于天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一位曾对厦门发展抱有厚望的官员说，这与厦门的城市性格不无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在搞经济时，厦门在搞政策论证。这是由于怕风险，不敢当出头鸟。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发现差距之后，厦门人回过头来搞经济，但矫枉过正，把政策忘在了一旁，于是出了远华的惊天大案。2000年后，厦门元气大伤，不论政策、经济，再也没有和深圳一争高下的机会。其实，看看上海、深圳这些城市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政策有时只是一把钥匙，但打开经济的大门，未必一定靠它，关键在于敢不敢走出那一步。很多人都知道“闽”字写法的寓意，即“出门是龙，进门是虫”。厦门选择了守株待兔，在家等待机缘，自然得不到跃龙门的机会。
“安逸”的陷阱
厦门是一座缺乏饥饿感的城市。
茶文化是闽南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最能反映这座城市的安逸性格。作为闽南文化的中心，厦门人对茶的嗜好登峰造极。厦门人喝的是功夫茶，先不论茶叶、茶具，单是倒茶的手法，就有不少讲究：冲泡、浇壶、温杯、运壶、倒茶、敬茶、品茶，一系列复杂步骤之后，倒出来的茶只有乒乓球大小一杯。喝这种茶，没有点儿功夫是不行的。
漫步在厦门街头，除了传统风格的茶馆外，咖啡屋、奶茶铺和冷饮店之类等更现代的休闲场所数量也远远高于一般城市，现在开始逐渐向全国扩张的“光合作用”连锁书店最早也是从厦门走出来的。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厦门的“休闲经济”强于大部分其他城市，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或许是把太多时间放在喝茶上了，所以厦门人做生意不太经心。在福建，成功的生意人过去出在石狮，现在出在晋江。对此，厦门人倒也并不嫉妒。毕竟，厦门是闽南文化的中心，自有一种经济之外的优越感。从古至今，厦门有着得天独厚的上天赐予，“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天生的宜居城市。全福建的有钱人，在省内比来比去转了一圈之后，最后也还是会到厦门置业消费，厦门人大可坐享其成。
厦门人缺乏饥饿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他们似乎并不用特别努力，机会就会找上门来。1980年，当邓小平大手一挥，在地图上圈出四个城市作为首批特区时，厦门就列在其中。最初，没有人知道这些所谓特区的机会何在。直到人们后来发现，承接海外的产业转移是一条现实而快速的路径时，很多人才看到，其实，在这四个城市里，只有深圳和厦门真正有机会。深圳的优势在于背依香港，香港人手里拿着大笔的国际订单，有了前店后厂的模式，来内地找人代工。厦门则是与台湾有缘，台湾岛内狭小，制造业发展起来，已经没有空间容纳。初来大陆时，不少台湾人做着一旦生意不成可以游泳回金门的打算，因此不远千里，从港澳转一大圈来到厦门(当时还没有三通，必须绕道)。
厦门人的安逸和闽南文化的传承有关。厦门大学教授李非说，闽南人是自晋唐起从中原一带南迁而来的。最初的聚居地，以泉州和漳州为中心。泉州土地贫瘠，当地人重商不重农，很多人只好出海闯荡，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这属于非主流文化。漳州土地肥沃，当地人重农轻商，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当时的漳州，即包括现在同安、厦门岛内等地。自然条件的迥异，形成了闽南文化中的差别。用现在的眼光看，泉州就是一个劳务输出城市，他们最早下南洋，很多人去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是国人最早接受商业文化启蒙的一批。直到今天，东南亚的巨富商贾，仍有不少是泉州人的后裔，台湾也是如此。
在这种闽南文化有意无意的契合中，形成了早期厦门和台商“因缘求商”的特殊缘分。在厦门，大多数生根发芽的台商大都是中小企业，他们所从事的，大多是传统的轻纺产业。这些企业对厦门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要求并不迫切。他们所倚重的，仍是与血缘相关联的那些“原始”的便利条件。因为生态相对稳定，他们所创造的经济活力，一直延续至今。
而20世纪90年代末，在全球化思维下成长起来的诸如明基、华硕等一批大企业，则在产业转移中有新的价值取向，它们更重视土地、劳工、产业配套这些非血缘因素，因此去了硬件环境更好的东莞、昆山，以更高的风险追求更大的回报。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厦门只能自足于一个区域经济中心，及其相对于福建其他城市的优越感。但对于真正志在四方的台商来说，厦门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承载梦想的地方。毕竟，厦门只是福建的“大上海”，和真正的“大上海”完全不是一回事。
饥饿感与危机感
厦门又是一座在安逸和奋斗中挣扎的城市。
闽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移民文化。历史上，中原人口向闽南沿海的迁徙多与战乱有关，从公元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后的800年间，出现过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靖康之难的宋室南渡等几次移民高潮。这些为生活所迫的外来人口，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建立起自己的祖业。因此，厦门人身上并不缺乏奋斗的基因。但另一方面，这些迁入者骨子里仍是农耕文化。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刘登翰说，农耕文化重视人与土地的关系，因为土地开发的长期性和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性，使人不敢轻易离开土地。这种在人地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血缘的家族制，使得闽南文化承袭了“安土重迁”的文化观念。除非像泉州那样，在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生存需求时，人们才会走上寻求新生存空间的移民道路。
近代，在封建王朝为抗御外来侵扰而几经反复“禁海”与“开海”政策下，闽南文化又出现了与农耕文化相对的海洋文化特征。当出海闯荡的人们追寻超越“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黑格尔语)的力量时，商业风险意识亦融入闽南文化中。厦门是中国四大侨乡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最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归国后的根就扎在这里。陈嘉庚倾其一生在厦门建立了集美大学、华侨大学，以教育改变一个民族命运的理想至死不渝，奋斗不止，无疑为闽南文化中的海洋文化特征作出了最好注解。
移民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对立，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冲撞，构成了厦门人性格中安逸和奋斗并存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性格，贯穿了厦门经济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亦反映在承接外资转移的路线中。
2007年，由一位大学教授发起的民众和媒体的抵制活动，拒绝了可能为厦门带来巨大商业机会的PX项目。这是一个典型的厦门式故事：PX项目在落地之前，已经通过了包括国务院立项、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发改委“十一五”规划在内的所有程序，投资方的资金也已到位。但厦门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将这个可能带来污染的项目，毫不吝惜地拒于门外。厦门人的理由很充分，这是一个需要经济活力的城市，但一个纯粹的工业城市并不是厦门的理想。谁会因为一个工业项目来厦门呢？最终，作为产业转移竞争对手的漳州，拱手笑纳了PX项目。“巧合”的是，仅仅几年之前，依靠厦门做成全球最大小家电商的台商灿坤电器，也在成本的诱惑下，将位于厦门湖里区的厂房荒废，把总部搬到了漳州。
另一个例子是厦门民众对待城市重建的态度。2005年，厦门在沉寂多年之后，掀起了一轮城市建设高潮，包括港口、铁路、公路、城市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得到巨大改善。这些改变创造了产业转移的新机会，使厦门终于在物流硬件上不再没底气。两年之后，友达光电和中华映管的落户，亦使厦门重新燃起了赶超昆山的梦想。
尽管厦门人从内心喜欢BRT(快速公交系统)和跨海大桥带来的便利，但不少人对这一轮建设的主导者并不领情，他们认为，这将把厦门变成一座拥挤喧闹的城市，从而丢失这座城市的传统。而这正是厦门与深圳完全不同的地方——深圳可以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厦门有着太多的历史传承，它的变革需要过程。
在典型的飞地经济中，企业对于地方城市的强势不足为奇。骄傲的厦门，则难以接受这种优越感被打破的现实。它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矛盾：如果改变可以以不太激烈的方式带来好处，那么可以接受；如果商业化的要求超越了自己的底线，它本心的东西则会占据上风。
但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本心获胜。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游离于产业转移潮流之外的现实，就让厦门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正是从那时开始，厦门对于台商的策略，开始从被动的“因缘求商”，转为主动的“因地求缘”。厦门所依靠的“地”，不仅是地理位置的优势，亦包括当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最通行的招徕方式——土地和财税优惠。而厦门所追求的“缘”，也从最初语言、文化相通的血缘，转变为由那些产业转移要素如土地、财税、人力、产业配套等所决定的商缘。这种商缘的塑造方式，是根据投资者的产业需求设计城市能力，用土地和人力来吸引那些可能原本并不属于它的机会，典型代表正如厦门所要追赶的昆山、东莞。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这种方式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被不断强化，亦被大多数人看作经济腾飞的必经之路。
1998年戴尔的落户，对于厦门来说，是“因地求缘”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尽管戴尔最好的选择未必是厦门，而厦门也未必一定需要戴尔，但戴尔还是被包装成“城市名片”，用以昭示厦门改变的姿态。不过，城市文化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除，戴尔与厦门之间从一开始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协调。即便与那些对厦门感到失望的台商相比，戴尔对厦门的忠诚也受到怀疑。至少，在厦门投资的台商，大部分都买了这里的厂房，做好了扎根的准备。而戴尔更像是一个标准的外来户，除了GDP上曾经占据厦门1/3强的贡献之外，戴尔并没有给厦门带来多少配套的产业、本地化的订单以及哪怕只是熟练的工人。而关于戴尔最多的民间传说，就是一年一度与市政府的谈判，提出那些诸如让厦门市承担员工补贴的离奇要求。
2009年，金融危机和海西机遇一同到来，厦门再一次面临着抉择。一方面，失去了10年时间之后，在海西机遇的提振下，厦门面临着新一轮台资企业产业转移的机遇。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3年前友达光电和中华映管的落户，为厦门创造了追赶昆山的机会。厦门的“因地求缘”之路，似乎正上轨道。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在东莞等地的蔓延发出了警示信号，过于强调“因地求缘”下的产业转移，依赖飞地经济，看起来似乎亦有可能让厦门偏离既往的商业文化路径，走上一条布满风险的不归路。面对城市文化与商业利益的冲撞，厦门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