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与凯恩斯之间
第一财经日报
梁捷
普沃斯基让许多经济学家深感头疼。他是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创始人之一,拥有不亚于经济学教授的经济分析功底,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最严厉的批评者。他在《国家与市场》里,再次娴熟地使用经济学工具,证明了纯粹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失败命运。真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但是反过来看,正因如此,我们才迫切需要现代经济学的这套理论。学科发展与社会进步,就在认识到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我阅读这本书的体验,与阅读其他专业经济学著作的感受很接近。作者用洗练的语言勾勒出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最后却狠狠攻击支撑框架的几个基本假设,使得整个框架轰然倒塌。作者认为,这便是主流经济学的失败命运。
纯粹的自由主义只可能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才有效,可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中从未存在过。其他经济学家也都很清楚这个基础范式的缺陷。数十年来,几代经济学家就是在完全市场经济之不成立的前提下,开拓出许多新兴分支。比如纯粹市场经济要求没有垄断,可现实中的确存在垄断,这就有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纯粹市场经济要求信息完全和对称,可现实中总有信息不对称,这又催生出“信息经济学”。这些不断衍生出来的分支学科都能有机地嵌入经典市场经济分析范式。众多经济学家也一直在做与普沃斯基类似的工作,唯一区别就是,经济学家将之视为经济学的进步,而非终结。
细细体味普沃斯基的学术立场,会觉出他的偏执与可爱。他是政治学者中并不多见的熟练掌握经济分析的学者,几乎完全接受经济分析方法,却严厉批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政策建议。我想,这里面固然包含了他的一些误解,但也准确揭示出主流经济学一些潜在的逻辑矛盾,值得我们深思。
而他最根本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市场会失灵。市场本不在真空里,必须要考虑市场嵌入的政治环境,为市场添加政府的协调与干预,或者有针对性地进行激励机制设计,才能使得市场按照原初设想发挥出作用。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没有现实意义。他自称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初学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一条理论线索,可以从真实的角度来把握国家与市场的复杂互动关系。
我们不难发现,他最终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却与经济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一模一样。两者同样是强调市场失灵,同样是鼓励政府的协调干预,同样是要激励消费者。可凯恩斯是马克思最严厉的批评者,从来没有对马克思及其著作有半句褒奖,也不认为他的研究有严肃的学术意义。两者本来水火不容。
与凯恩斯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史大家熊彼特曾经写过一本名著:《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介绍和剖析了那个时代的十位伟大经济学家,以马克思始,以凯恩斯终。熊彼特拆开了经济思想的复杂演变过程,不同意把马克思和凯恩斯混淆起来。熊彼特认为,两人虽然都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立场和态度很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无药可救,无产阶级正可以通过革命颠覆资本主义社会;凯恩斯则认为,虽然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内部不可治愈的顽疾,但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减少危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几乎是不可能被颠覆的。
这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又都有了很大发展,很多学者为它们构建了数学形式的理论基础,慢慢呈现出两大思想家相通的一面。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要揭示市场失灵的真正原因,解剖资本主义的毒瘤,因此双方在这条分析道路上是同路人。一直走到最后,把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都挖了出来。前者要毁灭它,后者却要修补它,这时双方才显出分歧。这个终极立场的分歧,与前面高度相近的分析过程相比,只是一念之差的区别。
可这一点正是困扰普沃斯基等一批学者很多年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有一批认同马克思主义,同时受过良好社会科学训练的美国学者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分析马克思主义协会”,就是用现代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来发展马克思思想,普沃斯基正是其中最积极活跃的成员之一,其他重要成员还有罗默、鲍尔斯等经济学家。这批学者数量不多,但都是各个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影响不可小觑。
普沃斯基热心于此,显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普沃斯基1940年5月生于波兰,正逢德国入侵波兰。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但他刚出生,父亲就在一次俄国人对波兰军官的大屠杀中遇害。他从来没见过父亲。母亲在纳粹统治下亦不能做医生,只好以烤面包来维持家人生计。普沃斯基因为学业出众,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与纽约大学,终于成为著名的政治学教授。
他的良心关怀与个人学术研究从未分离。他发自内心地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亲眼目睹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然而,他和朋友们的共同梦想在上世纪90年代初遭受打击,无情地破灭了。这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开始动摇,也很难再相信资本主义在短期之内会被终结。
据我观察,很多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此就有转向凯恩斯主义的嫌疑。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费尽心血诊断出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些研究基于严格逻辑,不可能轻易被否定。作为一个学者,既然知道这些问题存在,又不能全盘否定制度,那只能选择新凯恩斯主义的改良立场。不是打造一个新世界,而是让这个旧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我猜想,这就是普沃斯基写作这本新书的真实心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