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专栏语言的纳粹化，实质上就是思维的法西斯化，当个人的话语系统被纳粹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所替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想像力。
希特勒与戈培尔通过纳粹美学、纳粹语言学、纳粹教育学将纳粹党文化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组合，从而形成话语情境，再由这样的话语情境，引导、改变和暗示人们的思维，从而让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法西斯主义。纳粹党文化的最大创造，就是按照种族主义的原则，把文化分为“德意志文化”和“非德意志文化”，他们极力推崇和提倡所谓“德意志文化”，极力排斥和诋毁所谓“非德意志文化”。希特勒纳粹政权所提倡的“德意志文化”，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根据希特勒、戈培尔以及纳粹理论家罗森伯格的言论和解释，所谓“德意志文化”主要是指德意志人创造的文化成果，歌颂雅利安或日耳曼血统优越的理论和作品。因此，在纳粹语言中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抽去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
仅就希特勒和戈培尔经常挂在嘴边的“人民”而言，仔细琢磨，不难看出这个词汇的用意，它并非仅在于其数量的不可胜数，而且更在于其道义和价值色彩。正因为“人民”具有道德的制高点和道义的正当性，因而在纳粹政权下，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它；又由于“人民”词汇的整体性和群体性，每一个人都认为或希望自己应该身属其中。因此“人民”一词便在纳粹的语言中有了新的含义，即“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在纳粹党文化中，人体的存在——人本身就随着第三帝国语言的灌输和强化，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借用戈培尔自己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正是在纳粹政府的哄骗、迷惑和威胁下，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所有的德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纳粹党文化的改造，产生出一种“完美的团体意识”，而这恰恰是极权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正是这样的文化传播，在许多德国的青少年的心目中，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是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这些民族苟且偷生，那也只能按照雅利安人的意志行事。雅利安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奋斗，做世界的征服者。
纳粹语言总是用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希特勒纳粹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极权主义与建立在独裁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
一方面希特勒将德意志和雅利安种族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即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希特勒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正像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言“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绝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作为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对领袖不仅要忠诚，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领袖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指导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时代的最强音。纳粹党为了贯彻领袖至上的原则，开展了对希特勒狂热的歌功颂德的运动，几乎所有的纳粹高官，纷纷向希特勒表忠心，纳粹政府的司法部长弗兰克吹捧说“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领袖是如何指示的﹖这种对待领袖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权威来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选民。”（叶立煊：《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２３２页）戈培尔１９３３年在希特勒４４岁生日时发表的讲话，更是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这些被纳粹党文化重新诠释，带有法西斯主义烙印的语言词汇，通过各种各样的包装宣传，麻痹和毒害了德国人民的意识，被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头脑中，成为了自己的日常用语。语言的纳粹化，实质上就是思维的法西斯化，当个人的话语系统被纳粹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所替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