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画过这幅《松树》，我可以百分之百确认这是假画。”上周，因为一则“香港佳士得拍出伪作，‘假吴冠中’以158万港元成交”的新闻，吴冠中不得不一次次向打来电话询问的媒体记者重复着上面这句话。每次说到此处，这位九旬老人都会不自觉地提高声调，语气中透着难以隐藏的愤慨。
事实上，对吴冠中而言，类似的情景一直在不断地上演——2006年8月，北京一家媒体曝光了一拍卖公司“吴冠中作品专场”全属伪作事件；2008年7月，吴冠中亲手在一幅被买家高价竞得的画作上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字样……倘若再往前追溯，如此“眼熟”的例子还有很多，多到连吴冠中本人都无暇也无力再去鉴定自己的作品——他已经记不清见过多少次假画了，想管，却根本管不过来。
更让吴冠中寒心的是，“我只能起阻止拍卖的作用，不能够追查假画背后的黑手。对艺术品市场的经营和管理既没有完善的法律，也没有鉴定机构和执法机构，造假者和拍卖假画的画廊、拍卖行没有任何法律责任，所以，画廊、拍卖行和那些作假人联合起来造假。”
有此困扰的又岂止吴冠中一人。1995年，浙江某收藏者耗资百万购入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南北两位鉴定大师却对画作的真伪各持己见；2000年，在上海博物馆隆重展出的一批被称做是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时期的作品，被其子傅二石指认为伪作；2005年，珠海举办的“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遭到画家后人“无一真品”的质疑，然而，到了北京鉴定专家那里，同样的作品却认为是真迹……
无法回避的是，在艺术品商业化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艺术品真伪的鉴定也变成了市场交易中的一个关键。
“现在，很多人觉得拍卖行不可靠了，是假货的‘窝点’。其实，拍卖行保真能力有限，毕竟行业人员不是鉴定专家。”一位拍卖公司负责人不无委屈地说。事实上，摒弃自辩的成分，这位业内人士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然而，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那么，究竟谁在艺术品鉴定中拥有最终鉴定权，艺术家本人、第三方鉴定机构，抑或司法裁判？
按照一位法学院教授的说法，从法律上来说，鉴定权应该归属于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和个人，但现在，社会上并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来专门承担这个工作，而由于传统的书画鉴定只能靠目鉴，缺少科学的手段，说到底只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所以总会有差错，“没有谁，包括法院都不可能成为一锤定音者”。
鉴定体系杂乱、缺少公认权威……这正在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除此之外，专家道德迷失、有偿鉴定泛滥也“横插一脚”，让人防不胜防。而在诸多品种中，中国书画尤显突出，无论专家鉴定、家属鉴定、画家本人鉴定，都备受质疑——很多人不会忘记，近年来，知名专家屡屡卷入风波丑闻，“石鲁风波”“珠海风波”倒下的都是有名的“国宝级”专家。
有人说，十几年前，艺术品若附有专家的鉴定证书，其身价也会倍增，鉴定证书被认为是藏品的“市场通行证”，但如今，各种各样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专家大量出现，已经导致鉴定证书满天飞，专家鉴定结果的权威性正在受到极大的质疑。
对徘徊于艺术市场之外的资本而言，“真假难辨”无疑是对“入场信心”的沉重打击——因利益诱惑而被左右的鉴定难题，最终也会将真正的利益挡在门外。
过去，在琉璃厂，如果有人卖了赝品，买家就会投诉到古玩商会，请上最有权威的三五个专家一起鉴定，如果是赝品，就会要求古玩店退货。如果不退货，可以带上几个人到店里“砸浆”，或者直接去捅匾，通告整个行业这家店铺的信誉不行。当时没有诈骗罪，却有行业自律。而如今，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行业乱象更是众人皆知。
“说真话得罪人，说假话害死人，乱说话气死人，不说话难为人。”一位藏家这样打趣鉴定界的现状。听过的人呵呵一笑，但笑过之后呢？别忘了，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在艺术市场上同样适用。
编者注：“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经济学家认为，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
鉴定困局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真假吴冠中
2009年5月25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的“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上，编号为787的吴冠中作品《松树》以158万港元(约合13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位居该场成交价第12位。无论是在这次拍卖中，还是相比历年上拍的吴冠中作品中，这样的成交价都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噱头可言。不过，正是这幅“貌不惊人”的画作，却在拍卖会结束后的近半个月时间里一直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一切只因为一个中国书画市场上屡见不鲜的词语——伪作。
画家否认在先！
在拍卖会结束两天后，就有业内人士指出，该幅作品存在问题。质疑方正是吴冠中作品在新加坡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好藏之”美术馆的出资人方毓仁，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在香港多年代理吴冠中作品的资深经纪人。
早在今年5月初，当方毓仁看到香港佳士得的图录时，便觉得名为《松树》的作品为伪作。当时，他立刻打电话给吴冠中求证。由于“伪造痕迹颇为拙劣”，吴冠中看到图片后非常气愤。
“这幅假画模仿的应是我在1988年所作的《双松》，两作对比，伪作中的双松旁还出现另一棵小松。三松的松枝委曲软弱，松叶潦草散漫、树无气质、山无气势、画面难看、毫无精神可言。”吴冠中告诉本报记者，在他所见的赝品之中，这一幅属于粗制滥造的次品。在他看来，拍卖行将这幅赝品进行拍卖完全是在自毁声誉。也因此，吴冠中随后立即与佳士得北京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却被对方告知“需向上级反映”。不得已，在拍卖会进行前的5月9日，吴冠中委托新加坡好藏之美术馆在网上指证《松树》为伪作，并表示：“一件如此恶劣的伪作竟以百万身价出场，我们敬告各界人士切不可上当受骗。”不过，正如方毓仁所言：“遗憾的是，直到这件存疑作品成交之后，也没有得到佳士得方面任何正式的澄清和解释。”
拍卖公司明知故犯？
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图录中，拍品《松树》出现在第127页，作品来源处赫然写着：“1991年吴冠中到香港举行画展，现藏家于当时直接从画家处购得此画作。”
然而，吴冠中却坦言“这完全是编造的谎言”。方毓仁更是将此称为“一派胡言”：“首先，1991年吴冠中师生展的举办地并不是香港，而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更巧的是，此次展览的主办方虽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但资助人却是方毓仁本人，所以，他完全能够确定那次展览中根本就没有这幅名为《松树》的作品。而且，如果按照图录上所显示的是购自这一年香港的吴冠中师生展，那么，直接交易方也只可能是方毓仁，而不是吴冠中本人。方毓仁还强调，即便卖家称是在北京的展览中买到的作品，由于出资人是自己，所以卖家所面对的交易方也应该是自己。可在他的印象里，自己却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个人。
方毓仁介绍说，自己由于长期帮助吴冠中出版画册、推广展览，吴冠中曾将那幅《双松》真品赠送给自己。后来，方毓仁将其卖给了泰国的一位藏家。又过了一段时间，该幅作品在内地某知名拍卖公司的拍卖现场现身过，之后便不知去向。
面对如此之多的争议，香港佳士得这一次不可避免地成了舆论风暴的中心。当本报记者向佳士得求证整个事件的原委经过之时，香港佳士得北京办事处依旧只回复了一份媒体声明。这则声明称“近期有媒体报道质疑佳士得香港2009春拍中某件拍品，我们对此表示遗憾。佳士得的专家们倾注了大量的资源来调查我们所有上拍作品的传承记录，以严谨的方式来征集每一件作品。我们对该拍品的传承记录感到满意。”而当记者多次致电询问拍品《松树》的下落及其买家的信息时，无人接听的电话铃音则使其成了至今无法破解的谜题。
本报专访
“除了愤慨，我只有痛心和无奈”
经常受到伪作困扰的中国书画大家吴冠中如今再一次被迫成为了伪作之争的中心人物。为此，本报记者特别在拍卖会结束后对其进行了专访。对于假画越打越多的现象，吴冠中感到颇为愤慨和无奈：“打击假画问题，要花大力气，要建立、健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北京》：记得您曾说过：“现在市场上我的假画越来越多了，我也管不了。”就像这次佳士得拍卖的那幅伪作也是一样，虽然您再三声明，但还是没能阻止拍卖。您觉得这种本可以避免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原因是什么？作为原创作者，您又是怎样看待那些造假者？
吴冠中：原因很简单，拍卖行为了赚钱，而中国现在又缺少相关的法律制度，这样就方便了伪作浑水摸鱼。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国法管不了行规》，其实，很多单位、画家也都呼吁过，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觉得那些造假者很可怕。他们本应画自己的画，但当他们画不了或没钱了的时候，就来伪造别人的东西。其实，这也说明我们的艺术教育存在问题，教出那么多画家，但大多只是盲目培养，当这方面的人太多了、用不了的时候，问题自然而然也就出现了，最后耽误的还是很多年轻人的前途。
《北京》：据我所知，您就曾为了不让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出去而多次撕画，那么，对自己特别中意的作品，您会一直珍藏吗？
吴冠中：不会。好作品就应该送给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群众才能看到，文化才能传播，我把画私藏在家里又能有什么用呢？
《北京》：您觉得现在的市场氛围对艺术家有怎样的影响？
吴冠中：对浑水摸鱼的画家来讲，现在的市场很不错。但对真正渴望创作艺术的画家来讲，还是很痛心的。
《北京》：您平时会关注拍卖会吗？
吴冠中：家里的报纸很多，我偶尔会翻翻，但即使看了也不会太关心。我的画卖了多少钱，我从不关心，也管不了。另外，我的那些画是不是真正的好东西，还没经过历史考验，只有经过历史考验的作品才能成为精品。现在总在说打造国宝，其实，国宝并不是打造出来的。
《北京》：您如何看待如今的中国书画现状？
吴冠中：我觉得现状很尴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在传统上创新的问题。我们总是关注传统，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创新，传统放在博物馆就可以了。就像现在的青少年美术教育，只注重技术，却没有教会他们什么是美。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盲目地画画？这其中存在很大的误区，大多数人都认为画画是条出路，可以卖钱。
《北京》：您对现在中国的美术环境怎么看？
吴冠中：我觉得很不好，这种环境让我除了愤慨，只有痛心和无奈。现在美术已经沦为了庸俗的买卖，快要毁掉我们的文化、毁掉我们的民族声誉了。可以这么说，假画到处都是，但是却没有法律可依。在中国现在只能看行规，我觉得这很可笑，也很丢脸。
《北京》：去年当您发现购买《池塘》那幅画作的买家所买的是伪作时，您有什么感觉？这个官司最后买家以败诉告终，对此，您个人有什么看法吗？
吴冠中：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仿造我作品的假画很多，我管不过来，也没时间管。艺术在这样的情形面前是无奈的。我觉得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应该及时补上，不然，中国的文化就会越来越糟了。
鉴定困局中国艺术市场的致命短板——雾里看花的中国书画市场
《双松》和《松树》的对比并不是书画拍卖中的“李逵”与“李鬼”第一次同台角力。可以说，对于鉴定难度颇大的中国书画，真伪问题已经成了令卖家、买家、作者和鉴定家等所有相关人士都头疼的一个顽疾。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会有人借此从中牟利。
放下画笔被迫打假的画家
画家，原本在人们心中，这个称谓代表的应该是一群一心追求艺术理想的人们，可如今，面对鱼龙混杂的艺术市场，画家们也被迫放下画笔，开始不情愿地充当起“打假斗士”。
“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当苏女士在2005年12月11日的翰海公司拍卖会上拍得署名“吴冠中”的油彩画《池塘》时，恐怕绝不会想到，日后，在这幅自己花费了253万元人民币拍下的作品上，会被拍卖方口中的“原作者”吴冠中签下这样的定论。当然，苏女士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三年后成为一名败诉的原告。
而在此事之前，吴冠中还曾亲自制止过一次更加荒唐的拍卖。2006年，当北京某拍卖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名为“吴冠中作品专场拍卖会”之时，该公司接到吴冠中电话，称即将拍卖的画作不是他的真迹，并要求撤拍。这场拍卖原本准备的作品包括吴冠中的21幅素写、一幅油画、一幅水粉画及一幅水彩画，而在吴老本人看过图录之后，则十分肯定地表示：“全部是假的！”好在，拍卖公司最终撤销了拍卖会。
然而，更多的时候，上演的并不是如此令人欣慰的结局。著名画僧史国良就曾遭遇某拍卖行强行拍卖其伪作，还有石鲁遗作案、韩美林指假案等等诸多案例。此外，去年7月，北京某拍卖行专事书画鉴定的员工周某因6万元贩卖仿制的张海书作获刑4年，并处罚金8000元，这一事件更是将存在于一些书画拍卖行业中的黑幕曝光于大众面前。
一位对中国书画领域颇有研究的收藏者坦言：“如今，各拍卖公司上拍的作品，大名家的作品以假的为多数。”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齐白石的作品。这位圈内人士告诉记者，齐白石一生画的作品最多不超过17000幅，但如今的拍卖市场上却已经涌现出了2万多幅齐白石作品。
人们不愿看到，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随着国内书画市场近年来的日渐繁荣，大量扑朔迷离的书画官司和真伪之争也随之潮涌。
本报专访
“收藏本是安安静静的文雅之事”
赵珩 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文化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北京史和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收藏琐谈》、《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等。
《北京》：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如今的中国书画市场存在如此之多的真伪之争？
赵珩：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书画领域，当下整个收藏市场都过于浮躁，而且充满了“江湖气”。仅就收藏中国书画而言，它历来都是小众的事情，但如今却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娱乐、全民投资的事情，和股票、基金、房地产似的，大家都在谈论，而且都想投身其中，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在乎这些书画的艺术价值，而更关注它们的投资价值，这样的氛围不仅使收藏书画变了味道，也使整个市场开始变得不健康。
《北京》在您看来，在收藏中国书画时，人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哪些内容？
赵珩：文物在世界上公认的价值包括三点，一是历史文献价值，二是艺术价值，三是科学研究价值。这三方面没有一点涉及到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是其进入到流通领域才有的。仅就中国古代书画而言，其价值的评判标准大致会包括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的代表性及其在他全部作品中的地位，作者画作的存世数量，还有作者对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在评价一幅画作时最先关注的几个基本要点。不过，现在很多人看画只注重“大名头”，看重画家的名声，比如像明代的文、沈、唐、仇等等，觉得只要是他们的作品就一定价值连城。正是人们这样的心理造成了当下“大名头”的伪作越来越多。其实，“大名头”中也不乏应酬之作，而“小名头”中也会“藏龙卧虎”。所以，关键还要靠藏家的眼力和鉴赏能力。我记得历史博物馆曾经办过《田家英收藏书画展》，那些田家英用工资或者稿费收集到的书画大多都不是大名头的作品，但是凭借着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他还是收藏了不少真正有价值的好东西，那次展出的展品中，几乎有70%都可以称之为精品，然而，那些画家却并不是为众人熟知或如今经常在拍卖会上创出天价的名家。
《北京》：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一直是个难题，对此，您怎么看？
赵珩：这个难题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书画的“作假”方法有很多，有时很难分辨，而且，作假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可以说，很多名家的名作从诞生之日起，经历着历朝历代的临摹，所以，在中国古代书画中，即使是伪作，有一些也会具有相当的价值。
关于中国古代书画作伪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最为拙劣的臆造方法。这些画作甚至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被仿冒的书画名家原本所具有的艺术特点和质量，是一种纯粹靠作伪者的主观臆想与“自身”笔墨素养来操作的书画作伪方式。个别的作伪者还会“臆造”出被仿名家从未创作过的绘画与法书，当然，这也是最容易辨别的一种伪作。
第二种就是临摹，也就是对于名家名作的“克隆”或“仿制”。这些作品较之真迹会显得死板呆滞，没有活气。这其中又会出现三种现象，一种是比较低劣的描摹；另一种则是相当讲究的“高仿”，就是后世人临摹在纸墨、印章等各个细节上都用所仿作品时代的“原材料”；第三种则是被临摹的当事人认可的仿作。比如明代的沈周就是个好说话的人，有人在临摹完他的画作之后，会求他题款，他就会动几笔，签上自己的名，成人之美。还有像董其昌，赵左几乎可以算是他独家授权的代笔人。
第三种是在款识、图章、题跋上大做文章。真款识、真图章、真题跋与假画的各种组合几乎已经成了中国古代书画中最常见的一种作假手段。
还有一种做法虽算不上造假，但其价值可能会有很大注水成分，这就是穷画阔“帮手”。以前管题跋叫做“帮手”，有些人的作品本身可能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由于有了一些名家的题跋，则会卖出一个好价钱。
第五种则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特例情况，就是揭画，这是相当高明的作假手段。古代在宣纸、绢上所作的画作都可以揭成两张，这样的作品虽然从形上看完全是真品，但是画作内在的神韵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北京》：您觉得如果想进入收藏领域，尤其是收藏中国书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或素质？
赵珩：只有真正喜爱书画，通过丰富的阅历，经眼的东西越多，才更有鉴别力。此外，自身的综合文化修养到了一定水平的人才可能真正在书画收藏领域有所造诣，千万不要过于看重历代内府的鉴藏印和所谓的著录，也不要人云亦云。我就曾在拍卖会上见到过两幅同样出自于文徵明之子文嘉的画作，一幅盖有嘉庆御览之宝的画作拍出了26万元的高价，而另一幅没有皇帝印玺、没有可参见的著录，但水平明显优于前者的画作成交价则是10万元。
其实，在我看来，收藏本该是一件安安静静的文雅之事，它不是过眼云烟，更不应该沦为一种财富游戏。真正的中国书画爱好者可以通过作品和古人对话，可以在品味、鉴赏之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