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圈的伯乐
河西：您在香港中文大学念的是社会学系，那怎么会喜欢上戏剧和艺术的？
冼杞然：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给电视台写剧本，很早就认识了戏剧大师钟景辉。当时碰巧，我路过一间课堂去听他讲课，他讲得特别生动，把我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听完之后，我去问他怎么写剧本。他说你去图书馆，把那些相关的书先翻一翻，看看人家怎么写。当时也没有什么版权的观念，就把一些英文的剧本翻译成中文。我第一个剧本写于1970年，是一个电视剧，电视台就给了我一些钱，当时一个穷学生，这些钱算是很多了。那时才发现，原来写东西是可以赚钱的，大学时候就开始给电视台写一些话剧、情景喜剧。毕业之后很自然的就在电视台当导演。也没有经过副导演等等的经历，毕业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被聘为导演。当时情况比较轻松，社会上比较少大学生，所以电视台给我很多机会。包括很多行政机会，比如代表电视台去英国、日本、加拿大开会等等，学了很多新的东西。当时我一方面做行政，一方面创作剧本。结果人家找我做行政工作的要多于找我写剧本拍片，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在行政管理方面。由于电视台刚刚成立，所以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许多策划管理方面的机会。
但我兴趣在创作。香港电视台有很多变化。所以我就转去拍电影。可是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老板还是叫我做管理。当时我是德宝电影公司的执行董事，整个公司我负责，经常和欧洲、美国谈判大的项目。1992年当我拍完《西楚霸王》之后，遇到一些麻烦，我就不想在电影圈待下去，北京方面请我去做百货公司，这样我就离开了电影圈。
当然创作还是我的兴趣。我虽然不拍电影，但我做舞台剧。李小龙也是这样，电影太复杂，我不如做一个我自己可以掌握的工作。我也在香港浸会大学教书，已经写完了五六个剧本，还有一部小说，写中国人文化的来源，一个神话。我原本想拍电影，但觉得拍电影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先写个小说出来。要是小说出版了，大家都接受了，我就顺理成章地拍电影。
河西：讲到电影，我知道《冤家》是您第一部电影，当时是如何起用刘雪华的？
冼杞然：当时她是长城公司的演员。之前，她演过一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女孩很灵活，现在她已经改变很多，当时她是个很有个性的现代女性的形象。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的《冤家》，我请她来演一个记者。这是个很有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她有男朋友。但是她并不认为自己一定要结婚，她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被一个家庭给捆绑住了，所以她努力工作。但是她又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她男朋友对她很有安全感，最后她说，好吧，我们结婚就算了，但结婚以后她仍然保持追求工作的热情。我是想来探讨现代人的生活观，用戏剧来表达我对婚姻对人生方向的看法，我用很舞台的表现主义的方式来表现我的主题，中间穿插一些默剧在里面。当时算是一种比较新的做法，所以和徐克、许鞍华一起被影评人推为“新浪潮”成员。
当然，我刚刚说了，我的工作偏重于行政管理，所以我就没有像徐克、许鞍华那样专注于电影创作。我也没有这个野心，不是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导演，我只是喜欢创作而已。每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中，会有不同的选择，于是，我在那段时间里选择了行政。我接手德宝电影公司的时候，它正处于很危险很低潮的境地。老板原来要把它结束，因为它赔很多钱，很多人觉得它的经营有很大的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见德宝的老板，我也不是他之前的朋友，我只是给他拍过一个电影叫《兄弟》，因为《兄弟》才第一次和他见面。《兄弟》公映后票房很好。我用很低的成本、很简单的营运的模式，就获得了成功。他很奇怪，从前他花很多钱，经历很复杂的过程，都不能搞好一部戏，为什么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这种条件下创造一个效益出来。所以他就请我去当他们公司的总裁（一开始是执行董事）。我很奇怪，我跟你不是一个性格，为什么你能相信我呢？他说我来之前，他的公司很乱，都是艺术家，他们不是不好，只是不懂该怎么来管理一个公司。刚刚好我是个导演，我懂艺术，又懂行政管理，他对我说，给你6个月的时间，能否让公司起死回生，如果能行最好，不行我也不怪你，因为我本来就要将它结束了。
确实很费劲，我们没有明星，面对嘉禾，面对新艺城，怎么找属于自己的空间位置？当时香港社会转型，多了一批中产阶级，好像内地现在这样。他们除了生活之外，还追求生活的素质，美好的生活，中间产生一些Fantasy、一些意外出来，我拍电影就满足他们的期望，创作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中产的文化，雅皮。我当时拍了很多雅皮的喜剧出来，什么《三人世界》、《皇家师姐》，演员方面像周慧敏、林子祥都是我们打造出来的明星。当时洪金宝、成龙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法宝，但他们成本很高，我们雅皮电影成本很低，但又符合社会的潮流，所以就成功了。成功后公司就交给我来管。但好景不长，遇到了一些麻烦。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压力很大。
我就会反思，我为什么要拍电影？电影不能给我光荣，我当时很大的感觉就是：我要退下来，我不能再拍电影了。我不想再做了。后来我拍《西楚霸王》，我就想在离开电影圈之前，拍一个大片。张艺谋给我做监制，巩俐、张丰毅主演，三个小时的大片，内地分成两集。当时三个小时的长片是不多的，千军万马的场面，我都拍完了，我觉得已经满足，没有什么遗憾，所以就顺理成章地退隐。
从新浪潮到舞台剧
河西：您也被归入香港新浪潮的一员，当时您和许鞍华、徐克、方育平、严浩他们都有切磋呢，还是各自独立进行电影实验？
冼杞然：都是独立的，但我们都是好朋友。很大的相同之处就在于，我们都是通过一个平台——无线电视台——出来拍电影。无线电视当时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当时的主管人梁淑仪不满于制度的僵化，发挥不了她的创意，她觉得无线电视慢慢工厂化了。一切都非常制度化，想的就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创造出最大的利润。她不满意，就离开了，离开时带了我们这些她培养出来的导演，去了另外一家电视台。结果又发生一些变故，电视台倒闭，我们这些人不想再回到电视台，不满足于拥有这样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我们没拍过电影，就觉得我们应该拍电影。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抱负。有些人拍动作片，有些人拍喜剧片，我学的是社会学，是个比较温情的人，感情对我来说最重要。无论我拍动作片、喜剧片还是古装片，我实际要表达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以及人表面背后的东西。《西楚霸王》讲一个女人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狗熊，但是英雄不爱你，你只能退而求其次，找狗熊，找了狗熊还不够，还要把英雄弄死才甘心。吕后的欲望是这部戏的核心。这事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并不是我要考虑的内容。历史没有记述，我就可以有所发挥，我觉得《西楚霸王》很大的创意就是吕后、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情爱纠葛。后来我写每一个剧本都是一样。我都是想表现人性以及人的欲望，它们成了我电影的主题。
新浪潮导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电影的感觉。徐克最希望的就是想做一些技术的东西，他的影像非常华丽，他跟谭家明、许鞍华就不同。许鞍华专门刻画人心内心的恐惧和阴暗面，你看她最近的电影，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还有她早期的《疯劫》、《女人四十》都是如此。我们新浪潮导演，对电影、对现实、对人生都有一套完整的观念，我们和现在导演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现在导演缺乏对艺术的追求，更多考虑的是商业和卖座的因素。他们做电影，我们是做自己。电影只是我表达艺术观的工具。我只忠于我自己。2002年的《源来是爱》依旧是我冼杞然的风格。
河西：您导演的舞台剧《笑傲江湖》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为什么会钟情于舞台剧，特别是音乐剧？
冼杞然：不是钟情，是有机会。我在星美的时候，很不顺，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把我头给打破了，我觉得这个圈子太复杂，就去了美国。
我刚离开星美到阳光卫视任总裁，杨澜是我的主席，因为那一年正好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杨澜做了一个纪录片叫《郑和》，我有机会看到这个纪录片，觉得郑和特别有意思，于是虚构了一个郑和的故事出来。
但因为刚刚离开电影公司，马上做这么大规模的电影，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这时，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是我好友，和我聊天时问我，你这么喜欢舞台剧，有机会可以写一个出来，我可以给你导演。我说好啊。后来我就躲在美国，几个星期把戏写出来。他们一看，不是舞台剧啊，这是电视剧，不像舞台剧。这就给我很大的冲击，原来我以为很懂，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对他说，给我一个机会，我再写一遍。他说没时间了，我们不能等你。我说给我两个星期。他考虑后答应了。
那次的事对我冲击很大。我在电影界做了二十年，原来我还不懂写一个舞台剧剧本。那时我对我自己说，我一定要写好。后来第二稿出来后，他看了之后比较满意。
《郑和》出来后反响很不错，但问题在于，舞台剧的收入无法维持我的生活。所以我又回到北京。
突然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老冼，想不想导音乐剧？我说没做过，音乐我也不好。他说没问题，今年是我们团15周年纪念，而我们的艺术总监又刚刚离开，我想排一台戏，戏是很大的规模，你有没有兴趣？我说你有胆量请我，我就有胆量导。这就是香港舞蹈团的《笑傲江湖》。金庸的小说几十万字，现在要在两个小时内演完,可不可以？大家都有疑问。我说我先试试，写出来看看，写完请金庸来看，他一看觉得还不错，挺好，还提了一些意见。
这部戏成功之后，我就在想，能否有一个更能被全球人接受的题材？我和李小龙家人是好朋友，所以我就想到他，我觉得李小龙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李小龙的题材我要比较小心，不要让他的女儿觉得我在抢她的版权，抢她的东西，所以我就跟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探讨李小龙一生中什么才是他的魂，是看他的功夫还是其它的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把他视作偶像？不是武打那么简单，他有他的精神面貌。基于此，我写了我的剧本出来。我给李振辉看，他觉得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小龙。但由于李香凝在和美国导演谈拍电影的事，所以我先放在一边。我先请一个音乐人来谱曲，顺利的话明年就可以先排成舞台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