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中国人的食色与一般而言的“欲望”是分不开的，这点似乎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冯珠娣的新书却不这么看。这位美国的人类学家和那些只关注汉文典籍的普通汉学家的最大差别是，她常年混迹在中国老百姓中间，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还特地为此拿了一个中医硕士。故而她写出的东西让中国人读起来没有那么“隔”。比如她谈雷锋日记中的一则故事，说雷锋看到炊事班饭盒里有一块金黄的锅巴，顺嘴吃了之后被人提醒，事后猛然觉悟到这种行为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开始有点近乎自虐地鞭挞自己的灵魂，从中看出“吃”的姿态和欲望也纠缠在中国政治伦理的大网里脱身不得。雷锋出身贫苦，偷吃锅巴是一种贫苦记忆在心中蠕动做出的本能反应，可是这童年记忆的本能发酵之后，必须刻意被政治训练的嗅觉自动化解，最后才能解脱。由此看出，那时的“政治”不只是遍地红旗的广场上人头攒动高喊口号的人群对革命激情的宣泄，也不是单位小组“文件学习”刻板透顶的仪式化表演，“政治”完全可以被降格到抑制胃酸发酵的日常身体技术。为了更高的政治目标，身体训练可以使自己那张变馋的自私自利之嘴，或者肠胃对美食的垂涎先得经由政治教条洗涤一番，再过滤成压抑食欲放纵的高尚念想。
按冯氏看来，不是说只有雷锋这种“圣人”才能干出压抑口腹之欲的举动，普通老百姓也具备这样的经历。在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美食家》时，苏州绅士美食家朱自冶与国营食堂的干部老高之间对“吃”的不同理解，就被放在了阶级差异与平等这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中展开。在老高的眼里，朱国冶是个旧社会腐朽没落阶级的典型，他对美食的奢侈享受只是个人的事情，而公共食堂的责任不是供个人享受，而是平均意义上的有食同享，这是饮食分配中的最基本政治规则。因此，对“吃”本身色香味的私人敏感和对“吃”的群体分配态度成为区分觉悟高低的指标。这样一来，“吃”的色香味品质根本就没了立足之地，至少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近读许姬传七十年闻见录，里面有一段讲建国之初名流参加政协会议的轶事，原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在北京六国饭店下榻时，和梅兰芳有段对话，大意也是把吃住当作政治问题来谈的。张难先曾以廉俭著称，可仍动情地说，新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清明廉洁的政府，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愉快而自然。张难先觉得自己已经够刻苦自励，仍觉境界相距太远。他举的例子是，住六国饭店吃的住的用的，招待得如此周到，似乎我们不够吃苦的条件。他自责说，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对老百姓如何交待，是需要自我检讨的。据说梅兰芳听了，“凛然自警”，觉得应该向难老学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315。）按当时记载，张难先的早餐不过是些稀饭馒头这类食堂菜谱而已，却引发了如此巨大的感慨。可见在政治思想训练的心理谱系中，对“吃”的色香味的自动剔除已经变成了身体改造的重要步骤，它们会在头脑中自动缺席，焦点应该关注的还是食品如何分配的政治议题。这段记载给人的感觉是，尽管会议还没开始，政协的话题却已经在日常言谈中随时出场了。
冯珠娣在这本名为 《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的书中用更大的篇幅描述了中国的 “吃”如何在改革开放中被 “去政治化”的过程。本来这个过程可以按照社会学的方式去进行研究，比如进行相关的访谈，然后罗列出一大堆统计数字，再绘制出一个曲线，说明中国人美食习惯的变化。但她认为枯燥的知识分析会筛除掉一些亲历的感觉状态，她举了一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吃”的例子，一个朋友请她吃亲戚从乡下带来的荔枝，当时荔枝算是贵重的食物。荔枝大而多汁，三个人边聊边吃，不知不觉度过了几个小时。正是对吃荔枝时的氛围感受使冯氏对中国的人际关系有了新的质感。她觉得是置身在一种社会交往网络之中，她会感觉到，当个人重新有机会独自享受美食的时候，这个中国朋友却已经意识到如果仅在小家中独享荔枝美味，可能无法增进与他人的交往或者说是关系。馈赠体现出的慷慨是一种关系润滑剂，食物只有传递给他人才能得到心理愉悦，这点似乎传承了以往食物的 “政治”象征风格，但背后又深深隐藏着一个较为功利的计算，那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的着这个老外，“吃”荔枝变成了一种感情投资。
“吃”转化成了交际手段和社会润滑剂，确是中国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当食品的种类变得极大的丰富，食物匮乏已构不成威胁生存的一种社会问题时，私人对“吃”的支配力重新抬头并受到普遍赞许，人们再不会因为像雷锋身上发生的 “锅巴事件”那样为食品分配的匮乏产生道德焦虑，并用政治语言的训练克服掉这种焦虑。于是大家纵情欢呼，一个“物质主义”的美好时代终于来临了。人们从身体嗅觉上就已开始淡漠政治，注意的是私人之间的交换所获得的物质回报，人们学会用身体拒绝政治，是对物质平均主义政治信条的彻底背叛。“吃”的味腺逐渐蔓延开来，变成了食—色—性消费的群体生物链，中国人开始从“政治人”高速蜕变成了“生物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常为吃喝请客形成的糜费风潮屡禁不止感到大惑不解，我在九十年代初到北京附近的密云县某个镇挂职锻炼，这个不太富裕的镇年平均公款消费的数额居然高达11万元，以当时相对贫困的镇级经济水平衡量真乃是天价。看了冯氏的书后，你会有部分解惑的快感，虽然仍不觉得她的解释足够达致人情世故的通透练达，可毕竟她讲的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趋势，“吃”变成了中国人最为重要的社会交往催化剂，失去“吃”的滋润，整个社会的运转好像随时会面临瘫痪。如果说“吃”的放纵刺激出了全体中国人的 “政治冷漠症”，恐怕不太公平，但“吃”变成了中国人最重要的交往仪式却是无法否认的。
另一方面我常想，在食色之欲与政治的数十年纠结中，从无一不含政治，到产生出如今一代看似已告别所有政治抱负的 “空心生物人”，其得失成败的轨迹颇有深思探讨的必要，这本书的出版可能仅仅是个起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