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末，是东高村镇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这个坐落于北京东北郊平谷县（2002年撤县设区）的小镇唯一能对外“炫耀”的，就是“桃花盛开的地方”，而此后的20余年间，它逐渐以“国际小提琴制造业后起之秀”的身份为世人所知。
这个中国北方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占据了当今世界小提琴市场1/3的份额，让欧洲那些历经数个世纪辉煌的老牌制琴名镇不敢小视，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今年6月，日本NHK电视台即将来此采访，主题耐人寻味：“向世界小提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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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提琴制造中关键的技艺是通过“传帮带”方式获取的，在一传一承的链条中，少了任何一环，东高村镇都不可能与小提琴制造结缘。
东高村镇提琴制作的历史是由一些名字串联起来的，戴洪祥、宋茂林、刘云东、刘建立等等，这些人年龄各异，身份不同，表面上没有什么关系，却有着内在共同的派系和血缘——都属于提琴制造业中的“京派”。
“京派”代表人物就是中国著名的制琴大师戴洪祥。1983年，他研制的星海牌高级小提琴在国际比赛中获音质金奖，在国内与上海的金钟牌提琴、广州的红棉牌提琴成三足鼎立之势。
直到现在，这种由大师的影响力辐射扩散出去的提琴制作业格局，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与上海毗邻的江苏溪桥，从一个为上海提琴厂生产配件的小工厂蜕变成名牌企业，广州仍然保持传统优势，而东高村镇则承接“京派”制琴一脉。
世代务农的东高村镇人与小提琴制作结缘，乍看上去非常偶然。但桃花之乡也不乏精通音律之人，宋茂林就是其中一位。尽管现在他经营的北京森林乐器有限公司并不在平谷，他本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东高村人。作为东高村镇制琴业的启蒙者，宋茂林的贡献有口皆碑。
1973年，当大多数乡亲尚不知提琴为何物时，从小酷爱提琴演奏的宋茂林即拜戴洪祥为师，学习制琴技艺。3个月后，21岁的宋茂林学成回到他下乡的内蒙古办了一个小制琴厂。
1978年，宋回到北京考入中央歌剧院，业余时间制琴。1985年，宋与朋友合作成立一家制琴公司，1992年独立创办森林乐器。
1986年，为了走上致富之路，当时的东高村党委书记找到了在制琴业已小有名气的宋茂林，希望他回乡投资建厂，宋茂林考虑再三，觉得条件不成熟而婉言谢绝。据宋回忆，书记采取迂回策略，“派了两个小伙子到我这学习制琴”。
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刘云东，一个是刘建立，成为东高村提琴制造业的第一代创业者。1988年，东高村政府出资20万元支持学成归来的二刘成立当地第一家小提琴厂——平谷新星提琴厂。
1992年前后，原北京市乐器厂和天津市乐器厂两家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崭露头角的东高村制琴企业看准市场空当，承接了不少海外订单，获得第一次快速发展的良机。
2000年，镇政府对效益不错的新星提琴厂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北京华东乐器有限公司，刘云东任总经理，正式坐上了东高村镇提琴制造业的头把交椅。
裂·变
第一家琴厂的分家，拉开了东高村镇提琴帮“裂变繁衍”模式的序幕，伴随着新生企业不断涌现，变革、转型的力量也在酝酿之中。
正所谓合久必分，就在1992年东高村镇提琴制造业迎来“黄金时期”之际，刘建立离开新星制琴厂，自立门户，创办了镇上第二家提琴厂——艺苑乐器有限公司。这成为日后当地提琴帮分化发展的前奏，几乎每年都有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制琴厂或配套企业诞生。
根据东高村镇经贸办主任张秋燕的说法，目前东高村镇规模较大的制琴企业有9家，而个体户和小作坊多达100～150家。他们大多与新星制琴厂有业务甚至“血缘”关系，要么是前者的木料商和经销商，要么就是原来厂里的技师、业务员甚至普通工人，学到手艺、积攒了一些资金后便另起炉灶。刘锦生的佳琴乐器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例。
从1993年起，刘锦生在新星制琴厂跑了五年销售，1998年，他利用积累下来的客户人脉，自己建厂当老板，“克隆”新星厂的制琴模式，雇了六七十名员工，很快就打出一片天地，差不多每月都要发一个集装箱的货，一年生产提琴数千把。
但是，成功带来的喜悦很快被日益严峻的现实淹没，刘锦生发现业务发展遇到瓶颈：当时东高村全镇提琴年出口量30万把左右，华东乐器一家就占了其中的2/3，有能力分一杯羹的，只有那几家雇员200人上下、年产提琴上万把的“大厂”。与之相比，刘锦生的厂子做大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
自2003年起，刘锦生改变“克隆”大厂的策略，逐步锁定差异化的市场，即瞄准高端琴客户，一试之下，果然峰回路转。
如今，刘锦生的厂里只有两三个高级技师，每个月只出产十几把琴，利润却从原来每把20元飙升至几千元，他的日子反而更好过了。像刘锦生这样转而开拓中高档琴市场的生存模式，尽管并非东高村镇提琴制造业的主力军，却堪称是一支生力军。
困·解
受困于低价模式，带头大哥都未能幸免，出路何在，是缠绕在每个制琴厂老板心头的大难题。
经过20多年的辛苦打拼，东高村镇制琴业渐成气候，版图分工也愈加清晰：9家大企业主打中低档的“工厂琴”，以市场规模取胜，像刘锦生的佳琴乐器之类的小厂，专心制作质优价高的中高档琴，其他更多的是小作坊式的制琴室，以“两栖”模式生存，平时接一些数量不大的“工厂琴”订单，遇上要求订做的客户，每月能出两三把高档琴。
作为一个整体，东高村镇提琴帮迅速攻城略地，驰骋国际提琴市场。2007年，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刊文介绍中国的小提琴制造，其中援引美国《音乐贸易月刊》编辑迈耶斯基的话说，在中国进军小提琴市场前，日本和韩国是主要生产商，因为“只要有精力和人力资本，就能制作小提琴”，如今“中国正在像日韩那样做，把德国和法国挤出低价小提琴市场”。
但是，随着制琴成本不断上升，看上去很美的东高村制琴业的利润越来越微薄，去年，东高村琴帮“带头大哥”刘云东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本地制琴企业平均利润，已经从之前的20％、30％骤降到只有3％左右。自东高村镇制琴业诞生之初就如影随形的“低价”模式，当初曾使其异军突起，现在却是需要被打破的桎梏。
耿国生提琴制作室与北京千秋业乐器有限公司仅一墙之隔，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东高村制琴业现状的缩影：墙的那一边，是占地十亩的提琴制造大厂，三层小楼，墙体有白色雕花，颇具艺术气息，在周围低矮破旧的农舍村居中鹤立鸡群；墙的这一边，耿国生的提琴制作室略显简陋寒酸。但千秋业乐器公司批量生产的“工厂琴”每把售价不过二三百元，耿琴师制作的小提琴，出身“贫寒”，售价却至少在三四千元以上。
即便如此，与国际上品质相近的提琴相比，耿国生的“高价”小提琴定价只有前者的不到十分之一。他说，并不是做不出高品质的琴，而是不敢要高价。耿琴师的自白，说出了少数试图走中高档路线的同行的心头之痛：出身于世人眼中缺乏文化传承和艺术积淀小村镇，想要摆脱产品“价低质次”的市场固有印象，谈何容易？
不过，近两年来东高村镇一直努力尝试给本地提琴制造业注入更多文化和艺术元素，提升品牌效应。比如2007年，该镇破天荒请来西班牙克斯欧弦乐团，在平谷区影剧院举办了一次专场音乐会。华东乐器也负起“带头大哥”的责任，在东高村镇斥资兴建包括“提琴文化体验馆”在内的一个综合艺术中心。
西谚云: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20岁出头”的东高村制琴业要赢得世人真正的欣赏和尊重，而不仅仅是徘徊在“世界工厂”的老路上，前面还有漫长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