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罗斯科普夫
人们称那些飞机为“绿色”飞机，并非因为它们有多环保，它们确实是绿色的，青柠檬汁般的浅绿色。湾流公司(Gulfstream)位于美国佐治亚州的总部内，每天都有四、五架这样的飞机首尾相接地排列在主装配车间内，按照特殊的定制规格完成组装后，等待其未来主人的到来。
当我与总裁布赖恩·莫斯(BryanMoss)一同走过有着巨大穹顶的机库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工人们那毫不掩饰的骄傲。湾流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GeneralDynam－ics)的子公司，专注于私人飞机制造领域。产品包括中型的G150和G200，以及黄金级别的商务飞机G500和G550。G550可搭载八名乘客穿越7000海里——相当于从纽约到东京的距离，它的内部装备极尽奢华：真皮座椅、光滑的木质饰板、设备齐全的餐厅和酒吧、高科技的娱乐和通讯系统以及可折叠的床。拥有这样一架飞机要多少钱？通常情况下，4500万美元。
然而对于那些花重金购买湾流飞机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一架“飞机中的劳斯莱斯”，而是更多——更安全、更私密、更灵活的旅行，以及对这些旅程时间更高效的回报。并非如一般公众所经常想象的那样——CEO们和名人们一边吃着奶油烤饼和新鲜寿司，一边上升到41000英尺的高空——事实却是，当整个商务航行的过程充满了仓促、延误甚至一大串的安全隐患时，越来越多的私人飞机拥有者不再将它看作是奢侈消费品，而是一种风险管理的工具——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必要。
正如莫斯所言，“整个地球上，只有极少的那一小撮人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他们有非常特殊的需求，他们要求能够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去需要去的地方，见需要见的人，做出那些在某时某地需要做出的决策——他们越来越关心效率和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活动的机动性，而那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没有什么能比湾流飞机更适合代表当今这个世界的精英们了，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只有1500架这样的飞机。只有那些最上层的人物能够拥有并体验它优越的性能。这些飞机中的80%是出售给那些能够轻松负担每年125万到150万保养费用的超级大公司的；只有5%出售给个人，剩下的那15%则被用来提供给政府官员或执行“特殊任务”，如军事运输或医疗救援等。湾流公司内部的意见认为，只有那些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或者金融资产超过2500万的个人，才有资格成为商务飞机的潜在客户。但实际上，大多数拥有者的资产早已轻松地越过了这个门槛。
那些最顶级的飞机，显然是和需求无关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关于另一种需求的，这种需求不是因为其必要，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些冲动。那些成功得超乎想象的人们聚在一起，兴奋地谈论为什么他(她)的G5不是在萨凡纳组装而是加利福尼亚的龙滩(前者更擅长生产纯粹的商务机，而后者则以满足富人们的特殊需要闻名)；他们谈论哪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卡布奇诺咖啡机、最高级的娱乐设备或最特别的装饰来装潢他们的飞机。当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就像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J.AlfredPrufrock)一样只能用咖啡勺来度量整个人生时，有那么极少数的人却是用这种能载着他们在一天内从香港飞到开普顿的豪华飞机来度量他们的人生的。
作为一家提供顶级用品的专业厂商，湾流公司的声誉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以前只有四分之一的湾流飞机会销往海外，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0%，并仍在快速增长中。
每年的达沃斯论坛是莫斯不能错过的集会之一，因为湾流飞机的潜在客户会从全世界汇聚到这里。每年的那几天，都会有140到150架湾流飞机降落到瑞士国际机场，放下乘客后，等在那里直至会议结束。重要的国际体育赛事也是私人飞机经常成群出现的地方。2006年的足球世界杯期间，就有120架降落在德国机场。
机场的航空日志很好地显示了这些私人飞机拥有者的集中情况：卫星拍摄的G5和猎鹰飞机历史降落点阵，提供了报纸所不能提供的判断，成为某地经济活跃度的一个有效信号，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关于市场和权力的信息，同时这些飞机航线的汇聚方向也显示了全球贸易的中心和权力的来源地。
对于私人飞机旅行者来说，全球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每天真实的生活。跨洋与洲际旅行跟打一个国际长途电话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屑于头等舱——到达机场后，无需排队等候，也不用面对粗鲁的安检人员，更不会被一连串不可控的意外情况延误了行程。所有的路线都可以由自己决定，食物也都是按照他们的口味而特别制作。如果讨厌气流，他们完全可以指挥飞行员干脆绕过。如果需要办公，这些飞机上大都配有高速网络和卫星电话。他们永远不必离开“办公室”——或者他们觉得舒适的地方——在他们环游地球的同时。
我们关注这些商务飞机和它们的拥有者，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讲是如此的陌生和如此的诱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于那些CEO、国家元首、亿万富翁和金融巨头来说，乘私人飞机旅行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改变了他们对整个世界的态度。“距离只是一种态度。”一位经验丰富的媒体领袖这样形容。所有的障碍都不存在了，整个世界缩小了。地球两端的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见面，朋友和同事的地缘构成也越来越多元化。
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其中有一半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一生中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离开过自己所生活的村庄。但是对于数量极少(只有1万左右)的另一群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都是现实。对于他们来说，关于全球化的陈词滥调早已被他们每日的存在证明了：边界消失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地球村。
在这个人群中，你可以找到世界“超级阶层”中的绝大部分成员。这个“超级阶层”比任何其他的群体都更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和被全球化所影响。我们应该近距离观察这个研究全球化的绝好样本，他们的野心、弱点以及对“他者”的反应。因为我们可能会从中找到那些足以在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的子孙的时代，重塑整个世界和让世界发生结构性转换的力量。
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
对于每一种职业，精英和他们取得的成就几乎都不是平滑的和逐渐逐量的上升。例如在运动领域，运动水平等级的分布很像原子的量子层级，表现出能力大小者之间的巨大的几何式的跃迁。一般业余爱好者和高级爱好者之间的差距——例如周末网球爱好者和大学网球队的队员——是巨大的；高级爱好者与一般水平的专业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同样非常大；而一般水平的运动员与那些能够参加重要赛事的一流运动员相比，差距则要更加明显；最后，也最令人惊奇的是，一条巨大的鸿沟把各个项目中全世界最顶尖的10到20名高手和其他所有人分隔开来，而每一代的高手中则仅有一个两个超级巨星能够照亮整个历史。在成千上万的勤奋、有天赋、热情的运动员中，只有几个能够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全世界的乔丹 (迈克尔·乔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这个规律贯穿于所有领域，从艺术到文学到政治再到商业：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毛泽东和曼德拉。这些人定义了他们所在的领域和时代的方向，他们被效仿，成为灯塔，也常常被视作是时代变迁的推动者和催化剂。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这样的佼佼者——一些被广为人知，另一些则隐藏在幕后——控制着他们周围的世界。
市场通过酬劳的方式反映并强化了这种社会量子结构。例如，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事体育运动，但只有几千人能够以此为生。两位芝加哥大学 教 授 ，StevenKaplan和 JoshuaRauh，通过分析美国职业垒球、足球和篮球运动员的收入，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对比：1995年，共有1259名运动员的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而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只有37人。即便考虑到工资上涨因素，这样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并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保持一致。到了2004年，年收入过50万美元的人数虽然超过了2000人，但超过500万美元的仍然只有369人。考虑到全世界有那么多有运动天赋的人在从事体育运动，这个比例实在小得可怜。产生超级明星的比例只有百万分之一，甚至更小。
这种知名度和报酬分配的高度集中在其他领域同样很典型，而最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收入的水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是这样，实际上，在对诸如最好的教师、医生和其他关于人类知识方面的贡献者的激励上，现代社会的分配体系表现出了明显的缺憾。
然而，在那些分配相对直接地流向可见价值的领域，极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资源的模式非常普遍，甚至在这极少数人当中，仍然是个别人独占而不是多数人平均分配大部分的资源。198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ShervinRosen在一篇题为 “超级明星效应”的里程碑式的论文中指出，“某些经济活动承认个人报酬和市场份额在参与者中所呈现的极端集中”。而科技的进步又进一步提高了这些超级明星们利用自身优势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集中的趋势。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Sum－mers，现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样解释这条规律：“在以往，假如我和你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演奏家，我们每年都只能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在最好的音乐厅里演奏以获取报酬。在某个时间的某个城市，会有巡回演出场所或音乐厅提供给我们，或者说要求我们在里面进行演奏。然而，在今天，音乐家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通过录制唱片取得的。如果我是唱片公司，我将会邀请谁来签约、生产和销售？排名第一的音乐家还是第十五的？如果你是消费者，为什么不买由那些最好的艺术家演奏的最好的唱片？所以，科技的进步使得超级明星们能够比过去表现得更好，这同样适用于基金经理和其他具备某些技能和资格从而更容易得到名利的人。”
先不论公平与否，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每个领域，这一规律都是适用的，占据非常微小比例的卓越人士们在所获得的报酬上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
然而，我们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些超级阶层对整个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财富和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静地生活在瑞士的83岁的波奇特·罗辛 (BirgitRaus－ing)，虽然因继承其丈夫的瑞典利乐包装公司而身价超过1.1亿美元，却不属于我们要讨论的范围。
“超级阶层”的每一个人，都是百万人中选一。地球上的60亿人中，大约只有6000人可称得上。他们活跃于各自的领域内，其中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在国际上能够利用政治、经济或其他手段影响他国的国家元首；有能力发动跨边界战争的国家的军事首领；全球两千家大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和股东；大部分亿万富翁；网络新经济奇才；阿拉伯酋长；华尔街、伦敦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资本巨头；有非常影响力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和作家；宗教领袖。
这些个人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权力，能够超越国家，影响到上千万人的生活。他们雇佣员工、转移市场、发动战争、煽动舆情甚至改变人们内心的信念。看到他们你就知道他们是谁，不是因为杂志的TOP100排行榜，而是他们已然成为各自领域的代表符号。
他们是有幸利用才能、工作、财富或者三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而积聚了巨大影响力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权力有时来自于个人的财富，有时则和他们终生所致力于的宗教和政治信仰联系在一起。更普遍的情况则是，权力来自于他们在某个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如首席执行官、主管投资的官员或者军队高级将领等。在正确的时候处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权力即随之而来。有时候，这种影响力甚至缘于他们性格的某种缺陷：粗鲁、偏执、钻牛角尖儿，或者贪婪。
不难想象，由于具有不通过国会授权就可以发动战争的权力，美国的总统完全有能力改变其他国家上千万甚至上亿人的生活。同样的，大国的领导人除了通过做出贸易、合作和冲突的决策来直接影响其他国家，还可以通过改变移民流向或引起气候变化等间接地影响他国。很多国家的央行行长曾一度是这个超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实际的国际货币数量的减少，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从前。很多重要的NGO组织的首脑因为可以改变各国的政治辩论走向，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个人，这个超级阶层还包括一些不容易识别的权力精英。大部分人活动于幕后，只有一部分慢慢浮出水面，包括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的首领。这些隐姓埋名的大亨们控制了全世界的非法毒品、军火、假货的交易。
“超级阶层”中的商业精英
在构成全世界“超级阶层”的各类人中，占据最大比例的是那些来自商业和金融行业的巨头们。
商业巨头们的权力不受国界的限制，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所在国的范围。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崛起推动了全球化，他们的经营活动也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根据保守估算，超过1500家企业的年销售额或资产超过50亿美元。掌舵这些巨型公司的个人拥有实实在在的国际影响力。相反，各国的政治领导人的权力范围则主要是在国内，而只有那些和外界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或资源丰富到足以影响或改变其国家的国家，其领导人才能算作是“超级阶层”的一员。
实际上，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企业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的角色上升，在某些时候已经赶上或超过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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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比较企业的权力和国家的权力？例如，据统计2007年全球的GDP总量为47万亿美元。同一年，全球排名前250名企业的销售额总和超过了14.87万亿，相当于前者三分之一，超过了同期美国和欧洲的GDP(分别是13.20万亿和13.74万亿)。前100名的企业的总收入则超过了9.72万亿，其中1.5万亿美元是由前五名公司所占有——超过了除7个国家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的GDP。通过比较收入和GDP来衡量企业和国家力量的消长虽然不够完美，但它仍然可以就经济实力提供一种非常直观的说明：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收入比沙特阿拉伯大，沃尔玛排在印度尼西亚和波兰之间，而通用汽车要排在泰国之上。
确实，考虑到这些大公司势力范围所及——对其他行业和公司的潜在影响力，以及遍布全世界的员工和股东网络——你完全可以肯定他们的权力要远远大于类似规模的国家。毕竟，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员工的薪酬和日程安排，以及他们的工作地点和利益所在。面对政府法律的限制和监管，这些公司可以通过运营转移，使资金和业务流向那些政策负担相对轻松的国家。由于企业本身也代表着不同政治团体，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资源用在了游说、支持政党、开展媒体活动以表达自身的观点、引导国内或国际的公众辩论等等上。而且，大的公司还经常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在扩大其权力的同时，延伸各自的国际影响力。
为了论证方便，我们仅举销售额和GDP超过5亿美元的公司和国家为例。在符合条件的166个实体中，只有60个是国家，剩下的106个公司占据了样本的大多数。当然，这样的对比是有缺陷的。公司和国家的管理结构迥异，它们各自存在的意义也完全不同。GDP衡量的只是增加值，而销售额则不是。同样的，政府能够支配的财政支出，只占GDP的很小一部分。政府的经济行为要严格遵守一套法律规则，而企业则是由股东、经理和董事会成员的利益驱动的。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那些管理大公司的个人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力和资源。也因此，他们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是他们感兴趣的，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研究一下美国大选中不同候选人活动资金的来源情况，你就会发现候选人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向所依赖的企业和行业网络筹款能力的大小。在日本、布鲁塞尔、纽约，任何一个其他地方，企业不仅仅要为选举筹款，还要帮助政府官员在上任之前或离任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基础，让通往财富的道路保持畅通，因为财富也是权力的来源之一。
虽然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法来确定那些世界头号企业的影响力能达到的范围，但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力都是相当巨大的。全世界最大的2000家企业的年收入总量为27万亿美元，总资产为103万亿美元。在人力资源方面，这些公司在全世界的雇员超过了7000万。如果这些雇员每人有4口人需要供养，那就意味着这些公司直接养活了3.5亿人口。但实际上，加上通过和其他公司进行交易而创造的就业，这些公司实际供养的人数至少要几倍于这个数字。所以，那区区几千名的董事会成员和企业高管，他们的决策直接影响了这个地球上大约10亿的人口，甚至更多。他们的行为决定了是招聘还是裁员、工人的工作条件、环保的标准以及支持哪个政党、反对哪个政党等等。考虑到全世界每天还有三到四亿的人口在挣扎着维持生计，为这些巨头工作的人们无疑得到了地球上最好的饭碗。
在金融圈，权力也是高度集中的。不仅表现在像美国和欧洲这样的市场统治着价值140万亿美元的全球资本市场，还表现在少数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着这些市场。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2007年，21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每家管理着至少1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排名前50位的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48.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金融资产的三分之一。在个人投资者领域，美国人中最富有的那10%拥有了股票总量的85%，而美国社会财富总额的三分之一是掌握在1%的美国人手里的。
一个图景开始显现：这个星球上的权力结构不是集中，而是非常集中。极少数人高高在上，而就在这高高在上的极少数人中，凤毛麟角的那几个拥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和资源，站在最高的地方。
“超级阶层”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对于那些属于“超级阶层”的人而言，有一件东西是比金银珠宝和石油都更加昂贵的，那就是有效的会面，而这本质上又是因为时间的宝贵。考虑到有限的时间和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力以及广泛的兴趣，时间的管理就显得异常重要。CEO们、政府首脑和军队将领们，最常抱怨的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面对这样的困扰，尽量仔细地安排日程表和只会见那些能够提供最大回报的人，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回报有时候是与商业或投资相关的利益，或者是政府的内部消息；有时候则是身份和名望的提升。不管哪种情况，都更多地是意味着选择那些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做决定并调动巨大资源的人——通常情况下，这些人的身份就决定了他值得被接见。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精英之间的会面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只有这些极少数的处在相同位置的人才能理解彼此的处境。曾经在比尔·克林顿身边工作的助手发现他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如英国的布莱尔和俄罗斯的叶利钦越走越近，因为他们是仅有的能够真正理解他所面临的事情的人。相比于他的同事和其他仰仗他赋予工作的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克林顿所珍惜的同侪，在布莱尔那里，甚至是知己好友。
有效的会面和排他性是紧密相连的，“超级阶层”的生活方式很好地体现了这两点。例如，乘私人飞机出行不仅节约宝贵时间，还可以在这个专属的环境中完成一些小型、私密的会面。避免了干扰的同时也保证了完全的排他性。又如，百事公司CEO因德拉·努伊(IndraNooyi)在纽约的办公室，尽管整个办公楼的设计开放而明亮，她的办公室却设在整个建筑的最深处，要进入必须先经过一个秘书的办公室。被巨大的窗户和公园风景环绕着，她的办公室看上去就像一个密室。同样，参加高层会议、吃最好的餐馆和去最豪华的酒店或度假地，并不简单地就是一种奢侈或者势利的表现，而是为了尽量最大化地与想要见的人进行互动和避免被不想见的人打扰。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精英们总是喜欢住在与外界相对隔离地方，或者去专属的地方度假。与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住在一起不仅意味着同他们交流的机会增多，那样的环境也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人士的特殊需要，如别处所不能提供的绝对的安全等等。如此，也就不奇怪伦敦的肯辛顿花园街为何会成为全球超级精英们的聚集区了。
黑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施瓦茨曼 (StephenSchwarzman)，是公认的当今全球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实际上，此前他已经有了20年卓著的华尔街从业经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长串美国核心机构高级职务的头衔：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主席，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市立芭蕾舞团、林肯中心电影协会、纽约城市合伙人组织的董事。正如一处高档住宅或四季酒店餐厅的合适座位所能起到的作用一样，这些角色能够帮助施瓦茨曼建立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带来利益，利用各种途径把他与那些他希望结交、互动或施加影响的超级阶层成员连接在一起。
“这个世界很小。”午餐的时候施瓦茨曼这样说道，“在每一个我所涉足或黑石公司正在关注的领域，你都可以在全世界找到20、30或50个人，他们是最终掌控这个行业和部门的人。”通过在那些艺术机构担任董事会成员而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反过来大大拓宽了黑石公司的商业网络。那些艺术机构向他提供了大量的结交精英阶层的机会，因为和在商业界一样，艺术领域的“超级阶层”也倾向于在自己的小圈子内频繁互动。
作为一个连接不同权力群体的沟通者的角色，施瓦茨曼并不特别。精英阶层的人际关系网络向来具有这种特征，它不是局限于不同机构之间，而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整个超级阶层纵横交错而成一个整体。一些领导者团体把所有领域的精英都连在一起：商业和金融、政治、军队及军工产业、艺术和思想界。实际上，这样的链条就像财富和地位一样，是名流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不仅减少了他们之间相互的隔离，还方便他们直接找到那些他们需要的人，尽可能高效地达到目的。这样做的同时，也保持了他们地位的稳定。
所以在这个由大约6000人组成的超级阶层群体中，你会发现成员之间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伙伴、投资关系、董事会成员、校友、邻居……实际上，根据他们独特的交际方式以及经常出没的场所，可以很容易在头脑中勾画出一幅地图来，从肯辛顿南区到曼哈顿东区，从圣特鲁佩斯到迪拜，从哈佛、耶鲁、剑桥，到银行、政府的高级会客厅。这些专属富人们的岛屿，通过共同利益、文化和私人飞机相互联系，零星散布在普通人的海洋中。
(大卫·罗斯科普夫，作家，著有《Superclass:TheGlobalPowerEliteAndTheWorldTheyAreMaking》、《RunningTheWorld:TheInsideStoryof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andTheArchitectsofAmericanPower》。他同时也是跨国咨询公司GartenRothkopf的总裁。Jianyu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