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馨怡哥本哈根报道
“除非得到资金和技术方面适当的援助，否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没有能力加入到这场（应对气候变化）战役。”5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全球气候变化商业峰会时如此告诉本报记者。
他进一步强调说：“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和资金和资源，同时出于历史原因，它们有责任承担其援助其他欠发达国家达成减排的目标。这非常重要。我已经敦促工业国家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并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
潘基文对本报记者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支持的正当要求。中国政府5月21日提出的《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立场》就呼吁，发达国家每年应至少拿出其GDP一定比例（如0.5～1%）作为援助资金。
但此时此刻，发达国家政府要做出这样的承诺并不容易。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改变了世界。
事实上，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分歧，很多在减排上一度唱高调的发达国家也开始在绿色能源和廉价传统能源之间摇摆不定，甚至从既有的减排立场上退缩。
绿色还是廉价？
就在不少发达国家政府变得越来越犹豫不决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绿色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开始把目光从政府转向了发达国家有影响力的企业，特别是清洁能源企业。
危机促使部分国家减排立场倒退
面对危机，确实有一些发达国家仍然看好绿色经济的前景。
丹麦环境与能源部长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在商业峰会开幕式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介绍丹麦的经验，"即便在当前的危机中，节能也将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途径。丹麦是最好的例子。事实上，新能源和节能技术正是丹麦增长最快的出口项目之一。”
但是故事并不总是那么顺利。澳大利亚政府和英国政府最近便作出了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相左的选择。
5月4日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把碳交易的实施时间延后一年。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最新决定，澳大利亚碳交易方案实施起始日期从2010年7月推迟至2011年7月；碳交易方案开始实施的头12个月，澳大利亚政府将把企业排放每吨碳的价格固定在10澳大利亚元（约合7．35美元）；从2012年7月1日起，碳排放配额交易全面市场化。
“当下的危机让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做出调整，因为经济危机影响了澳大利亚许多和出口相关的行业，这些行业正经历着困难时期。”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克林（Simon Crean）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澳大利亚政府延迟推行碳排放交易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相似的是， 4月22日英国政府宣布了14亿英镑的清洁能源补助预算， 这些资金将用于鼓励家庭节能，支持近海风力发电、低碳技术项目以及新型发电站等。但是这个数字可能让许多人感到失望。此前仅英国风能协会便向政府提出了20亿英镑的补助请求。
转吁企业破减排难题
面对一个可能迟疑不决的政府，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倡导者把希望放在了企业身上。
在通向今年12月《哥本哈根协议》的道路中，企业的力量成了这次全球气候变化商业峰会被反复强调的关键。
此次商业峰会共吸引了将近700名代表，其中包括丹麦东能源公司(Dong Energy)、法国环保集团公司威立雅（Veolia）等清洁能源企业，还包括壳牌、富士通、奥迪等跨国巨头。他们成了潘基文和戈尔等在减排战役里所积极争取的同盟。
“用你作为商界领袖的影响力来使政策制订者和公众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潘基文在开幕式上呼吁，“和你的贸易联盟和利益集团合作，确保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支持哥本哈根协议的签订。”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则表达得更淋漓尽致，“商业领袖们，请去游说你们的政府，要不知疲倦地发出你们的声音。”
同时，企业或许也是实现潘基文所呼吁的“对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希望所在。而在和企业协作的道路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已经推出了具体的方案。
当地时间5月24日下午1点30分气候变化商业峰会正式举行。但早在上午11点，联合国开发计划便先行一步，举行“UNDP-私营部门合作：气候变化区域方案”会议，本报记者受邀参加。
在选定的欠发达地区，根据气候变化区域方案（TACC），能帮助这些欠发达地区实现节能目标的企业将获得联合国开发技术的援助，“加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交流，并帮助中标企业获取环保机构和银行服务业所提供的资金。同时企业还将获得进入新市场的机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新合作私营部门负责人克里斯多夫·多萨普（Christophe Dossarps）向记者介绍气候变化区域方案的主要内容。
如果拥有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大规模应用节能技术可以有效地帮助降低成本，改变“绿色还是廉价”这个两难困局。
5月初，为上海岳阳医院提供节能改造服务的澳大利亚节能企业泰艺思（Total Energy Solutions）常务董事韦恩·亨德森（Wynee Henderson）在接受本报记者有关节能成本提问时明确表示，“如果能对岳阳医院照明、锅炉余热回收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节能改造，能源使用效率将从20%上升至80%。节省下的能源费用将迅速弥补投资成本。”
这一改造项目成本总额为300万元人民币，如果对行政大楼照明、锅炉余热回收、冷凝水回收、空调等所有8个项目进行节能改造，预计每年能够为岳阳医院节省230万元。
“在节能问题上，那些商业领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其他选择。在经济危机的不利局势下，私人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应该紧密合作，只有我们都坐下来细致地沟通才可能解决这个难题。”南澳大利亚州长驻议会秘书科洛·福克斯（Chole Fox）在 UNDP-私营部门合作会议后向本报记者表示，福克斯这次代表南澳政府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合作计划表示支持。
“事实上，南澳政府正和东帝汶交流在促进节能，支持企业节能等领域的经验，以此来帮助东帝汶达到节能目标。”福克斯在采访最后告诉本报记者。
吁求企业并非万能
潘基文和戈尔希望节能企业可以游说政府，但与此同时高能耗的企业，比如传统制造业，同样也会使用游说政府的王牌。
澳大利亚政府在决定是否应该推迟实施碳排放交易过程中，澳大利亚工商会便明确向议会表示，碳排放交易应该推迟到金融动荡结束、澳大利亚经济恢复增长势头之后。
即便是慨然做出减排承诺的欧盟国家也同样面临着国内高排放企业的压力。
2008年12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通过欧盟落实减排目标的一揽子计划。但为获得反对激烈国家的支持，这份协议作出了一系列让步。协议规定，如果因为减排措施造成“碳泄露”风险，即企业将生产迁至排放监管宽松的国家，欧盟委员会将视情况免费给企业提供更多的气体排放配额。
德国和意大利正是这些激烈反对的国家里的一员，意大利更是一度威胁将否决该计划。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制造业和化工行业则对意大利经济至关重要。因此两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金融危机下，减排措施会给产业带来更大冲击。”因此，对排放企业放宽政策也被认为是对这两个国家做出的妥协。
虽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气候变化商业峰会上在回应本报记者提问时，对“援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作出了积极的反馈。但是节能企业却可能是推广绿色技术道路中最大的阻力。
“我接触过许多丹麦绿色能源企业，他们对共享绿色技术这个要求非常担心。”前丹麦通讯社驻华记者莱娜（Lene Winther）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失去了核心技术，便失去了核心竞争力。这些企业如何应对可以提供更廉价产品发展中国家同行？”
此外，作为温室气体排放主体的企业坐在气候变化论坛上坐而论道，也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
当地时间5月24日下午2点，全球气候变化商业峰会正式召开的30分钟后，数百名身穿黑色服装的抗议者向峰会召开地哥本哈根Bella中心行进。
“我们的气候，不关你们的事。”(Our Climate - Not Your Business)，队伍最前列的示威者举着含有双关意义的横幅，把抗议的矛头指向了这次峰会的主题──企业。（注：标语同时带有“我们的气候，不是你们的生意”的含义。）
“大部分温室气体都是这些大企业排放出来的，现在他们却坐在哪里讨论减排。为什么要把狼引到羊群里？”一名抗议者对丹麦最大报纸《政治报》表示。对于这些示威者而言，企业显然不是通向《哥本哈根协议》道路上的奠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