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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游戏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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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伽

世界上未能破获的案件有许多,而高踞在顶级悬案的塔尖上的,无疑是那个1888年8月至11月间,在伦敦东区的暗夜里神出鬼没的“开膛手杰克”。这个残忍的杀人魔开启了连环杀手的地狱之门,把一个黑暗的世界呈现在公众面前。

我不能肯定,那些隐藏在生活黑暗中的连环杀手们会在多大程度上膜拜“开膛手杰克”,但这个被迷雾包围的凶手却为心理学、行为科学,特别是侦探小说和惊怵电影提供了一个挖掘不尽的原型。100多年过去了,我手边的众多西方侦探小说依然在“开膛手杰克”铺就的血腥之路上前行,就比如这本美国小说《诗人》。

不少警察死去了,包括小说主人公(一个专门报道犯罪的记者)的哥哥。警察们生前都在办理非常残忍的谋杀案,都被认为是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然而,一条线索把这些分散在各地,互不相干的警察的死亡串联起来了——他们的遗书,都引自爱伦·坡的诗。于是,自杀变成了他杀,FBI介入了,主人公开始追索代号“诗人”的变态杀手……

连环命案和爱伦·坡,看上去似乎很诱人。但是,这个点子并不能把《诗人》从庸俗作品的深渊里拉上来——当然,它也没那么坏,它只是平庸。角色的设定,情节的转折,以及必不可少的爱情和凶手最终的现身,都在可以预计的套路之内。而它们,大多也拥有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册的销量,作者也往往戴着爱伦·坡奖、金匕首奖等一大堆推理小说奖项的光环。

我并非要诋毁这类小说,它们足以打发闲暇时光。我感兴趣的是,它们和西方侦探小说黄金年代(通常指一战到二战期间)的作品为什么如此不同?性情乖僻而热衷科学的福尔摩斯,除了灰色脑细胞外四体不勤的波洛,织着毛线收集乡村小道消息的马普尔小姐,口衔烟斗、无限耐心的法国探长麦格雷,象征纽约警察荣誉的奎因父子……这些形形色色、个性显著的神探们为什么在当代侦探小说(我倾向于称之为罪案小说)中消失了?或者说,层出不穷的罪案小说中,为什么首先引人瞩目的是凶手和他们华丽变态的犯罪手法,而不再是侦探和警察们的智慧?

也许,一切还需要回到“开膛手杰克”。就在他作恶的前一年,柯南道尔爵士发表了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首部作品《血字的研究》,为侦探小说黄金年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柯爵士也曾对杰克案发表过意见,包括推测“福尔摩斯会怎样破案”,结果当然都是徒劳。他是否意识到,“开膛手杰克”和他笔下的那些凶手们是完全不同的罪犯类型呢?

古典的侦探小说,重点不在于案件的耸人听闻,更不会刻意渲染犯罪手法的血腥,而在于摆开一盘棋,设置种种假象作为干扰,让侦探和凶手做智力博弈,引发读者猜谜的乐趣。而且,犯罪是生活中的偶发事件,罪犯们的动机基本都在日常生活的逻辑之内,金钱、情欲、报复、恐惧等等,重重迷雾一旦被揭开,那动机往往是非常单纯的。正是日常生活的前提,照亮了人性深处的阴暗和脆弱,因为那可能是埋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伺机萌发的种子,只是它最终是否指向作恶和谋杀,因人因情境而异。侦探小说家中的人性大师,我以为莫过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她的许多小说,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性研究报告。

但是,当代的罪案小说,让凶手们走到了作品的中心,他们都是“开膛手杰克”的后代。一是连环杀人,二是变态杀人,斩首、强暴、肢解、解剖……凶手往往还要留下标记,爱伦·坡的诗啦,意味深长的符号啦,尸体摆成奇怪的姿势啦……犯罪成了必然,为杀人而杀人,而且把杀人变成一场华丽的仪式,符号必不可少。至于行凶的动机,也只有“开膛手杰克”曾经留下的信件可以解释——“来自地狱”。小说中的杀手们,几乎都来自被童年阴影遮蔽的心理地狱,超越了正常人的行为逻辑,用精密的头脑来实现变态的血腥,获得心理的满足。

我并非要否认变态杀人魔的现实基础,作品和现实中杀手的关系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仅就作品而言,究竟是什么,让西方侦探小说从智力游戏变成了心理恐吓呢?那些罪案小说的故事普遍进展缓慢,充斥着大量心理分析,看上去千奇百怪,实际上情节模式和凶手形象非常单一,基本是自我复制和相互复制的结果,彼此区别的关键就在于小说家要创造一个变态的符号——比如爱伦·坡的诗,凶手的符号是小说成立乃至成功的标志。

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的流行得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媒体的繁荣。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报纸新闻就是小说素材和小说家灵感的重要来源。但今天,一桩谋财害命的案件会很快淹没在数不尽的新闻纸或一闪而过的电视画面中,而一桩越出常轨的事件却会因为其惊悚效应跨国界流传,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从不会被新闻忽视,奥地利囚禁残害女儿的变态父亲也不会被媒体遗漏。经历过媒体洗礼和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熏陶的人们,在阅读中恐怕已经不能满足于太过“平凡”的血迹,猎奇的升级和残忍的升级相互伴随,小说和电影也争先恐后地为变态犯罪构筑意义的祭坛。作者和观者相互刺激,彼此促进,在把犯罪的偶然性和常规逻辑驱赶出作品的同时,也就把命案和凶手陌生化了——故事越是血腥,杀手的符号越是离奇,观者的安全感其实越是牢固——我想没什么人会因为《沉默的羔羊》在身边寻找汉尼拔博士——故事的智慧,角色的趣味,统统让位给惊怵、猎奇的需求和对仪式感的偏好。

只是,这种被变态心理学主宰、被符号学统治、被宗教学陪衬的罪案小说还能走多远呢?博尔赫斯写过一个短篇《死亡与指南针》:一位犹太学者因罪犯醉酒、走错了房间被杀,临死前他在写文章,恰好留下一句话:“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聪明的侦探坚信这是凶手留下的密码,与犹太教有关。一位与他有仇的黑帮老大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了侦探的想法,于是顺着他的逻辑(也是顺着那些罪案小说的故事逻辑),开始制造迷宫般的连环案件,最终顺利地将侦探诱杀。热衷于符号学和变态心理学的罪案小说的作者们,会如何面对博尔赫斯的反讽呢?

让我们再度回到“开膛手杰克”。如果他知道一百多年来他始终是新闻人物,一定喜不自胜吧。关于他的最新消息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出版新书宣称“结案”——“开膛手杰克”纯属子虚乌有。当年的受害者系被不同的凶手所杀,是一个八卦小报的记者为了制造爆炸新闻,编造了“开膛手杰克”的角色,还假冒此名给警方写信,有笔迹鉴定为证。

真的可以结案了吗?未必。就算此案已了,凶手早已化为尘土。就算“开膛手杰克”从未在生活中存在过,他早已更加真实地活在了心理学中,活在了难以计数的小说和电影中,他的阴影比100多年前还要黑暗和庞大。

但是,假如那些血腥而华丽的创造,其开端真的不过是媒体的诡计,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纸上的和银幕上的杀戮游戏呢?

(《诗人》,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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