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
“找一个合适的登山伙伴，比找一个媳妇困难多了。”大漠在西安路边的烤肉摊前，吃着烤筋，喝着啤酒，感慨着。他刚刚从青海回来，这是他第四次攀登岗什卡。除了在相熟的朋友面前，他越来越少和人谈论登山。这并非一种单纯的圈子主义，而是来源于对攀登以及伙伴的尊重。
在此之前，他已经攀登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雪山一座，6000米以上的两座，还攀登了十余座5000多米的雪山。在西安的户外圈里提到登山，山友们总会或多或少的提起他。当然，绝大部分人已经忘掉了他的真实姓名。
生死相交
已经在户外圈摸爬滚打了7年，大漠形容自己对山峰的热爱依然是狂热型的。第一次真正的自虐之旅在秦岭太白山。如果当年不是因为工作调动被派往西安，或许现在也不会走上职业登山的道路，还在做他的职业经理人，过常人看来安定富足的生活。当年在户外论坛上结交的朋友有的已经退隐江湖，有的则成为他攀登中彼此信任的伙伴。那些曾经浪迹于秦岭的山中时光仍然是他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当年的户外运动并非如现在这般被贴上时尚的标签。那只是一群热爱山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做的一件事情。如今大漠仍然保持着这种朴素的登山观念。
“真正经历过户外考验的人都知道，选择户外活动的同伴往往比找一个爱人更困难、更重要”。因为登山途中往往面临生死考验，需要彼此非常默契的配合和了解才能脱险。
2006年，他和圈里的朋友结伴尝试雪宝顶的西壁路线。在下撤途中，不幸遭遇罕见的暴风雪，三个人在近乎垂直的冰壁上结组下撤，其中一个因为体力透支，换保护点时操作失误，突然滑坠。“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几乎已经绝望。”大漠说，当时他们沿着冰壁搜索同伴，把绳子往下放了整整120米都没看到人，但突然在下方的雪坡上看到一个人影，原来同伴侥幸挂在了岩石根部的雪坡上。当时连流眼泪都来不及，只被同伴失而复得的狂喜所包围。“那是我第一次离死亡那么近，攀登途中随时可能与死神擦肩而过，因此会格外敬畏和珍惜生命！”大漠说。
当年，他通过网络与全国其他几位山友去攀登雀儿山，彼此的体力情况、攀登技术风格都不了解，在登山过程中，意见不统一，就很难达到目标，更谈不上享受攀登的乐趣。2007年，大漠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一方面与攀登伙伴形成长期稳定合作，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经验技术给想要实现雪山理想的攀登爱好者，助一臂之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商业登山领队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和日常的合同关系并不一样。“领队与协作根本还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客户做判断，给他们提供最大可能的安全保障，却不进行登顶承诺！”很多时候，大漠和他的客人之间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他绝对不赞成功利式的登山行动。因此他特别强调圈子的意义，彼此熟悉的人之间结组攀登才会互相信任，高难度的技术型攀登更要求队员的综合能力。所以他对加入其攀登队伍的成员都会严格审查。在他看来，朋友圈子也是分类别的，有的朋友适合一起喝酒，只有少数的朋友在攀登经历中彼此磨合，才能成为真正的伙伴。
敬畏生命
对于登山的人来说，让他讲清楚登山的乐趣与意义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这种情形犹如1924年37岁的马洛里辞去了剑桥大学讲师职务，第3次来到珠穆朗玛峰的脚下，留下的传世明言，当时随队的记者一再地追问，他只好说出，“因为山在那里。”
在登顶之前，攀登者不仅要忍受严酷的气候，险峻的山势、高海拔的折磨，更重要是对于自身的巨大挑战。大漠说自己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首先学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
因为对生命的敬畏，大漠在带队中更加强调生命安全。曾经有队员在海拔4900米的地方出现脑水肿，队伍当即决定由协作护送其下山。即使当队员在大本营恢复后有些小后悔，大漠也坚持自己的登山原则，“在关键的时刻果断做决定”， 登顶会有很多机会，生命却只有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登山也是选择了一种朴素而艰苦的生活方式。攀登所需要的巨额经费是困扰山友真正坚持下去的原因之一。登山在国内的炒作中被笼罩上神秘诱人的光环让大漠很叹息，提及身边的朋友，大漠说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大都是缘于对山峰的无端热爱。
平日生活里他们都是很朴素的人，只有在山里才真正表现出乐观坚强的一面。真正爱山的人不会轻易把登山经历拿出来炫耀，那只是属于私享的秘密，无法言传。
“有时候只是喜欢在山里过一种平静单纯的生活，看日出日落，而每一次对全新路线的尝试都是对自己的挑战！” 在大漠的博客里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没有在空气稀薄地带感受过肺部的紧缩，没有在耀眼的阳光下被冰雪的反射刺痛双眼，没有在急剧下降的温度中体会渐渐变轻的生命，就无法明白登山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