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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举堕入末路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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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杰专栏清朝鼎盛时期的大才子纪晓岚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记录了不少关于科举选士的逸闻掌故。而谈到这些科场故事,即使作为科场胜利者的纪晓岚,也不免流露出极其悲观的宿命论观点,很喜欢把科场上的胜败沉浮统统归于命运和鬼神的安排。

这样一位才华出众且是出身科举的卓越人物,都不相信科场上的胜败完全取决于参加考试的人的水平,而是固执地相信不可知论,以为科场沉浮并不由人说了算,其中透露来的信息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的科举选士制度滥觞于隋唐。它本来是一种非常公平、非常进步、非常科学的干部选拔制度。但是,到了清朝道光之后,这种设计得非常理性化的制度出现了“异化”的倾向,这不仅体现在刻板的“八股取士”上面,更体现在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破坏科举考试的“才学第一”的选拔原则,在本来应该是很严肃、很公正的科举考试中,加进了一些人为的很不科学甚至是非常荒唐的因素,从而严重削弱了科举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

总括而论,道光之后的科举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就是由单纯的“以才取士”异化成了以才学之外的因素而取士。比如,“以名字的吉利与否取士”就是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

中国人的名字固然大多都具有一定的寓意,但从本质上说,它不过就是一个标记而已。人名的好与坏并不能和这个人的水平乃至人品的高低划上等号。但是,在殿试中拥有最终决定权的皇帝等人却不这样想,至少从道光以后的清朝皇帝们是很在乎这一点的,以至于天下的士子能否登上科场的最高峰,有时竟然大部分取决于他的名字的吉利与否。

道光二年(1822年)的恩科殿试就是很典型的案例。这年的殿试是道光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一场殿试。通过皇帝亲自主持考试,最后产生出的状元是来自安徽天长县的戴兰芬。

据野史说,此次殿试原先拟定的状元是一个叫“史求”的江苏士子。但当初案报到道光皇帝那里时,皇帝一看就很不痛快。什么“史求”啊,“史求”不就是“死囚”吗?这样的名字怎么能配得上大清状元的殊荣?于是,皇帝一下子便把这个倒霉蛋一笔勾去,接着在呈报的进士名单中继续寻找,最后在浏览到二甲第九名的戴兰芬时,立刻龙颜大悦,提笔就点了状元。道光皇帝之所以喜欢戴兰芬这个名字,是因为“天长县戴兰芬”这五个字隐含着大清朝“天长地久,代代(戴戴)兰芬”之意。

实际上,因名字起得好而被破格点为状元的幸运儿,在道光之后绝非只有戴兰芬一例。当时归莱州府管辖的潍县(今潍坊市)士子王寿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同样,因为名字起得不那么吉利而被从状元的位置上一笔勾掉的,也绝不是只史求先生一位,至少还有一个在同治七年参加殿试高中后被慈禧勾掉的江苏士子王国钧。

先说王国钧。其实,此公的名字起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国钧者,寓意为国家的重器也。但是,这样一个好名字和此公的姓氏联到了一起,就不那么吉祥了。因为若照谐音来理解,这“王国钧”三字,不正是“亡国君”吗?不幸的是,当时正是非常迷信的慈禧太后掌权,她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个名字的。所以,虽然王国钧才高八斗,实际上应该是当年殿试的第一名,但也只能被踢出三甲之列了,代替他荣膺状元称号的则是那位后来被写进《孽海花》中的洪钧。后来,王国钧长期在一个小县城里担任一个小官职,直到人生快要终结时,才得到了一个知县的位置,可是还没有等到上任,就先故去了,实在是倒霉透了。

再说幸运儿王寿彭。光绪29年(1903年),由于“庚子拳乱”影响,清朝在连续两年没有举行会试、殿试的情况下,合并举行了会试和殿试,同时还开了乡试。由于次年正赶上慈禧太后的70大寿,所以这一年三大考试的取士标准,甚至选择主考官的标准,便在一定程度上滑向了以名字的好坏来取舍的程度。

关于主考官的选择,当年派向云、贵、两广主持乡试的官员共有八人,分别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永昶、钱能训、骆成骧。当局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八个人当主考官呢?原来就是因为这八个人的名字连缀起来刚好就是“明年吉利,寿景能成”。

全国的形势如此,殿试也就不用说了。潍县的王寿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点为“状元”的。据说,王寿彭之所以被点为状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寿”字,预示着慈禧太后长命不死,而且还因为王寿彭的名字念起来很像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王寿彭先生一笔“馆阁体”的书法固然不错,但是,他能获得“状元”的称号,恐怕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的老爸王老先生当年起名时的高瞻远瞩。设想一下,假若当年王老先生不是给他的儿子命名为“王寿彭”,而是起个“王大庆”(亡大清)或者“王满洲”(亡满洲)之类的名字,那恐怕这个孩子不但不会有朝一日高中状元,弄不好被治个“腹诽”之罪,丢掉脑袋也是委实难说的事情。

实际上,一个王朝发展到了这样荒唐走板的程度,其国运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道光皇帝选择了戴兰芬当“状元”,其时是在1822年,18年后就发生了著名的鸦片战争,牛皮哄哄的天朝大国被一向看不上眼的“英夷”打了个落花流水,被迫签下城下之盟,从此一蹶不振,又哪来的什么“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王寿彭因为吉祥的名字而当了“状元”之后呢?大清朝更是风雨飘摇,并没有见出一丝中兴的迹象。反倒是这个造就了王寿彭这样的“怪态状元”,被“异化”了的科举制度,在两年之后的1905年被正式宣告废除。而慈禧太后和延绵200多年的大清朝的国祚,则分别在王寿彭当了“状元”的后五年和后八年彻底地寿终正寝,又何来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

由此看来,统治者所玩弄的不过是一出出自欺欺人的闹剧罢了,其在历史上的价值,除了“徒增笑耳”之外,实在找不出别的意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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