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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与沙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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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

3月12日晚间“梁文道的‘常识’”,可能是“今天,我们读书——【读品】沙龙”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场。熙熙攘攘的人群挤爆了茶室,甚至站到了大堂,连梁文道都在开讲时说:“我看到现在这种场面感到有点惶恐,我希望等下大家有人感觉到不舒服的话,马上就举手。”

但正是这场讲座,引起了【读品】内部对于该邀请怎样的主讲人、举办怎样的沙龙讲座的争议。“从影响来说,很轰动,来了这么多人。但它和【读品】的一贯风格不太一致,这类讲座会明星化、娱乐化。我们情愿人少一点,而更集中于内容本身。”【读品】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梁捷在接受采访时说。而另一位成员周鸣之则觉得不错,“场面非常壮观,梁文道人非常谦和,没有那么多高高在上的架势,整个过程保持着和听众的互动。”

事实上,这类分歧一直存在,而促使沙龙一直往前走的更大的力量,是这份阅读的喜好与分享的乐趣。

在挂上豆瓣并吸引到8572名参与者(截至5月14日14时)之前,【读品】是一份依靠网络邮件讨论组在一个更小圈子内传播的读书类电子刊物。缘起是一群读书人渴望自由撰写书评、交流图书信息,至今这群人依然是【读品】的主要撰稿人和主持者,同样,至今它依然保持着松散的组织形式,以及尽可能独立的评论。

“【读品】沙龙”的起因,也是这一群体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举行的聚会。“既然要聚,就想:不如讲一些有建设性的东西。”因为上海季风书园总经理严搏非极为热情,沙龙几乎一蹴即成。第一场,便是梁捷讲《空间的记忆》。话题是严肃的,专业学经济学的梁捷视野颇宽,把空间问题分解成了“空间的物理学”、“空间的历史学”以及“空间的政治学”三大板块论述。此后,【读品】成员李华芳、沈宇、维舟等人,主讲过以《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自白》、《身份认同》、《游牧生活对历史的影响》等为主题的沙龙。

这期间,【读品】及其沙龙的口碑开始传开,一些本与【读品】无直接关联的学者、作家也开始参与其中,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等讲小说家、哲学家安·兰德,美国著名科普作家达娃·索贝尔与读者交流科学史的写作等。类似索贝尔、梁文道等部分讲座,为出版社与【读品】合作举办。

2007年夏开始,迄今两年,【读品】沙龙基本保持每月一次的频率,共举行23场。目前演讲书稿正在编辑中,预计今年六七月份出版,暂定名《季风十讲》。

如此取名,是因为沙龙通常的场所,在上海标志性的人文书店“季风书园”中,两个书店区域之间类似过道的地方。这里不像两边那么明亮、宽敞,平时总有一些读者在静谧中阅读,却在每个沙龙举行的周末,成为书店最热闹的所在——说热闹,其实多数时间也就是二十余人的样子。

通常,主讲人的声音也不会被扩音器放大到惊动店中人的地步,只是够在这二十余人之间传播;每每有路过之人,或驻足停留片刻,或躲避而走,或凝神静听。沙龙并不高调,但口耳相传,同志相吸,以及豆瓣的放大效应,也使其拥有了固定群体以外的听众。目前,在参与沙龙的人中,除了【读品】较固定的作者、老朋友,还有豆瓣网友、常到季风书园的购书者,当然,还有一些,只是因为偶然,聚在这里。这也让沙龙的定位和内容悄然发生了一些改变,演讲、讨论变得严肃,逐渐有了公共讲座的味道。

在吸引更广泛的听众和维持较专业的内容之间,在普及与提升自我之间,存在一种矛盾。但即便如此,对于什么样的讲座是好讲座,【读品】中人依然有较为一致的共识。“回头看这两年,有两类讲座比较成功,一是维舟讲《游牧生活对历史的影响》,比较学术性、有理论,但讲得生动,并不难懂,此外这一话题也不常听到;另一类是理论上并非很深刻,但话题有公共性,如马丽讲《中国农民工调查》。”梁捷表示。

在梁捷看来,上海的年轻知识分子与北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聚会热情不高。没有强制性的【读品】,“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收获,但我们尽量讲得有意义、有较高的知识内涵、有公共性。”

而在周鸣之看来,区分沙龙与讲座,也许是一条更好的道路。“若是讲座,以主讲人分享经验知识为主,沙龙则需要强调互动性,以交流为主。【读品】的沙龙/讲座越做越成熟,可以有一些区分,既可以传播知识,也可以起到互动作用,带领其他人一起参与讨论、参与思考,而不是灌输。”

事实上,【读品】沙龙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读者的专业性,以及交流、分享的精神。2008年达娃·索贝尔来华,在【读品】沙龙与上海交通大学分别举办讲座,显然【读品】那场,读者中阅读过相关书的人更多,所提问题也更加专业,也更能与作者相对平等地交流。“偏人文类的图书,我们和他们合作得挺好,因为【读品】正好能把氛围调到那个调子上,而不会庸俗化。【读品】有较为固定的圈子,一般双方愿意合作的书,一定能在圈子里获得共鸣,能更有效地找到读者群。”与【读品】合作过达娃·索贝尔、作家林文月《三月曝书》等活动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营销部主管曹洪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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