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宗玉十余年前，我看清末民初诗僧苏曼殊的传记，结尾处，作者引用了顺治帝的题壁诗：“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也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刹那间，我竟有一种山河大地、五蕴皆空的悲怆感。
我时常琢磨“来时欢喜去时悲”这句话，最初，想到的是生命的别离。一个人初临世间，看什么都是新鲜的，充满欣喜，而撒手人寰时，又千万般舍不得，舍不得万贯家财，舍不得美妻娇儿……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生、老、病、死”，逃脱不了“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的苦，故而人生恰便是“来时欢喜去时悲”。
岁月消长，人的见识渐渐开阔，我便感觉“来时欢喜去时悲”应该有广泛的含义。比如说爱情，爱情来的时候，欢天喜地，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激情转瞬消逝，从此后，各奔东西，生死两茫茫。不论是男的负了女的，还是女的负了男的，“总输他，覆雨翻云手”，留下千古恨。
在民国的爱情中，我最为感叹的是郁达夫与王映霞、徐悲鸿与蒋碧薇这两对夫妇。郁达夫以动人的情书感动杭州美女王映霞，两人结庐西湖畔，才子佳人，神仙眷属。12年后，先是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绯闻，接着是戴笠的介入，使郁达夫气急败坏地在报上以《毁家诗纪》自曝家丑，王映霞也不示弱，在报上回骂，两人斯文扫地。尽管后来郁达夫与王映霞都曾试图修复这破裂的关系，均告失败。分手后，郁达夫与王映霞宛如陌路，一个抗战胜利后在苏门答腊岛被日军杀害，一个再婚，隐居芜湖，犹如普通妇人般平和淡定地过完下半生，好似两人从无瓜葛。
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爱情故事，我最早是在蒋碧薇的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得悉的。蒋碧薇出身宜兴名门，不顾订婚的身份，勇敢地和徐悲鸿私奔到日本。回国后，徐、蒋的性格矛盾以及徐悲鸿与女学生孙多慈的恋情，最终使蒋碧薇投入张道藩的怀抱，与徐悲鸿离婚。1953年，徐悲鸿病逝，在台北中山堂的一次画展中，蒋碧薇与孙多慈遇上，这对情敌同为徐悲鸿落泪。我丝毫不怀疑徐悲鸿最爱的女人是蒋碧薇，人生最初的感情，往往最为纯真深厚，更何况两人还有异国他乡求学共患难的时光，只是时间久了，不论是徐悲鸿，还是蒋碧薇，都难免心有旁骛，两个人既在意对方，又伤害对方，以至于婚姻解体。
没有郁达夫、徐悲鸿，王映霞、蒋碧薇再美再聪慧，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她们或许会有稳定的生活，却不会有跌宕起伏的情感。没有王映霞、蒋碧薇，郁达夫、徐悲鸿的作品，同样也会少了很多光彩。没有来时的欢喜，就没有去时的悲凉，亦就谈不上传奇。
世上人，能过情关者寡。顺治如果不是无法忘怀董鄂妃，便不会出家，更不会感叹“来时欢喜去时悲”。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风流不羁，写下“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苏曼殊才情并茂，却仍是叹息“华严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爱我情”……身在佛家的人，尚未忘情，更何况世俗人了。真正能够明了“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坐忘山河岁月，仍是需要一番艰辛的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