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如今的邓亚萍已经很少接触乒乓球了，用她的话说是“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了。”
作为曾获得18个世界冠军、连续两届中4获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邓亚萍退役后相继在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深造学习，并最终在2008年3月通过了剑桥大学论文答辩，获得土地经济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她还分别在国际奥委会几个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北京举办奥运会时，邓亚萍相继供职于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和奥运村部。
如今邓亚萍的新职位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这也许是她退役后最大的一次人生转型。
对于此次工作调整，邓亚萍表示：“这次工作调整的跨度固然不小，但我工作的核心人群并没有变，还是青少年、年轻人。这与我以往的经历与工作是一脉相承的，绝对不是孤立的。”
“12年中，学习和工作是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
经济观察报：1997年之后，你开始了长年的求学之路，其间又担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退役时，你对未来有没有一个思量？
邓亚萍：我在退役之前确实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不去做教练能去做什么。当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于是就选择了去读书。凑巧的是，1997年中国奥委会推荐我到国际奥委会工作，之后萨马兰奇主席任命我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以前作为运动员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更多的是别人为你搭好了台，你去尽情地发挥。但在国际奥委会这个组织中，你更多的是要讨论政策性问题。我刚刚去的时候就有些不适应，等于说一下从运动员走到幕后，对奥林匹克的具体工作内容、方式、架构都不是很清楚，最关键的是语言有很大的障碍。
刚开始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是带着翻译去的，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带翻译，感觉很别扭，像一个局外人。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动力去解决语言问题。另外，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整个亚洲地区只有我和日本的一个花样游泳冠军进了国际奥委会工作，来自亚洲的仅仅两个人。所以，当时我自然地就有一种责任感，我们必须要通过努力为我们的一些运动员在国际奥委会中争取到更多的权益。这也成为我完成学业的激励。
至今，我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工作了12年，其间我还在国际奥委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担任委员，还经历了我们国家的申奥工作。在这12年中，可以说我的学习和工作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体育总局把我送去英国学习，主要是为了解决我的语言问题。但我发现解决了语言问题之后，更大的问题也相继出现了。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绝对不是仅凭会说话就够了的，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说什么。所以很自然的，过了语言关之后我仍然需要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经济观察报：从清华到诺丁汉再到剑桥，你对学业的规划目标看起来很明确，它们之前就很清晰吗？
邓亚萍：一般来讲，我习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计划，但是有一个终极目标。在达成终极目标的过程中会有无数个小目标、中目标。这种习惯其实是在运动员期间就养成的。
我在读书和工作的时候也是沿用了这种习惯。工作的终极目标性不会和比赛一样那么明显，但却有相通之处。就拿我目前的状况来说，我现在到团市委工作，而团市委又承担着新中国成立60年国庆群众游行的重任。国庆是10月1日，时间是确定的，那么，这种准备和运动员时期为奥运冠军训练又十分类似。同样是在确定时间的情况下，倒排工期制定每个阶段的目标任务，直至国庆游行那一天。其实，运动、工作、学习三者之间有很多共性的地方，只是在学习和工作领域，有时这种最终的目标性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我在读书的时候也会制定阶段性的计划和目标，但并没有一个终极目标。就像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到今后要去剑桥读书，想都没有想过。当时想着在能够清华读下来就很不错了，读完清华是终极目标（笑）。但是随着你学习的深入，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逐渐读出了一些信心，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一些想法，但也还是没有去剑桥读书这个胆量。后来拿到了诺丁汉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后，才燃起了去剑桥读书的想法。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剑桥的一个场景，也是那个场景燃起了我去剑桥读书的愿望。1998年7月份的时候，我在英国看了一次剑桥的毕业典礼。当时我在一个party中认识了一对香港夫妇，他们是来英国参加儿子在剑桥的毕业典礼的，他们非常非常骄傲。那种骄傲和自豪触动了我，也让我很羡慕。典礼那天，全城教堂的钟声都响起，学生穿着毕业礼服到礼堂授学位，我当时站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看着那些学生都非常地自豪非常地自信。这个情景就像我们拿了世界冠军时走向领奖台的过程一样。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想法，我哪天也能读剑桥。
但是，我周边的好朋友包括清华的一些老师都对我去剑桥读书持反对意见。他们也是为我着想，认为剑桥确实太难了，而且我已经读完了诺丁汉的硕士。他们不希望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风风火火去剑桥一把，却最终不了了之，这对我的形象很不好。但想到那个剑桥毕业生典礼的场景，我还是鼓了一把劲，决定去试一试。剑桥5年时间，花费了多少精力、经过了多少，只有我最清楚。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那么就没有退路，只能一路走下去。何况我的推荐信是萨马兰奇写的，只能一路往上冲。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是人类
智慧的结晶”
经济观察报：运动员、大学生、国际奥委会委员，直至今天的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有人形容你的成功是惊人的。那么你认为自己可以游历于如此多的领域，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邓亚萍：核心还是不断的积累。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一件事情在我们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学习，那么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然后通过判断，给出你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比如说我在英国做研究，就一定要把研究领域内的书籍看完，各家观点都要知道，在各家观点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研究，进行独立的思考，才会发现新的东西。
做运动员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要研究各派的打法，一项一项去琢磨，这样才能提升出你自己的打法。现在我虽然不做运动员了，但之前的工作也都是在体育领域内，这些都是相通的。
谦虚的态度，同时能够提出属于你自己的见解，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加完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体育事业、还是国际组织，或者现在离开体育做青年工作，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参加体育运动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奥运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现在共青团的绝大多数还是年轻人，只不过领域不同但人群没变，都还是年轻人。当时奥运会志愿者招募启动，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招募志愿者的活动，一直到奥运会比赛结束。其实和团市委——奥运期间也称为奥运村志愿者部——多多少少有一些工作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了各级的团组织、团干部等等，志愿者就更多了。我相信这两者的工作有很大的共性，那就是我们仍然希望继续发扬奥林匹克精神，我们仍然希望继续弘扬我们的志愿精神。
经济观察报：北京奥运会成功召开。你怎么评价北京奥组委的工作？
邓亚萍：奥运会筹办的过程，我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也是在以往奥运会基础上的成功，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借鉴了以往别国奥运会的很多经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发挥了很多的智慧，有我们的创新和聪明才智。
就像我们打球一样，我们的成功，是踩着我们的队友、陪练、教练的肩膀走上领奖台的，奥运会也一样。
有个概念必须搞清楚，我们不是奥运会的主办方，而是承办方。主办方是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是真正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它有一整套非常完善的体系，来保证奥林匹克知识的传承。它非常讲究传承，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都不一样，各国自然会发挥各自不同的东西，但主线仍然是要严格保持的。这条主线就是由国际奥委会来牵，我们是承办方而不是主办方，所以作为北京奥组委的各个部门，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国际奥委会办赛的各项规章制度。我们每个部门、每个场馆都有一个手册，叫《技术手册》。这个手册中对奥运办赛的各项要求细致入微，你只要保证按照这个手册的规则来办，那奥运主线基本跑不掉。
所以，让我来总结的话，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当然，这其中有中国人巨大的贡献和独特的智慧以及体制上的优势，但它绝对不是孤立的。
“运动员上大学是国家对他们的认可”
经济观察报：很多运动员退役之后都选择进入高校读书，对此社会有一些质疑，如有违教育公平等。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和类似质疑的？另外我们在培养竞技人才的模式上是否有待更新或改善？
邓亚萍：问题非常好！
我们现在都在讲公平，同时我认为，运动员也有受教育的权利。运动员毕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必须有这么一组人天天训练，而且要练到一定的量上，否则你没有办法和别人去竞争。总的来讲，我觉得运动员为国争光。
运动员的职业寿命是比较短暂的，换句话说，它是吃青春饭的。那么，他们在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后怎么办？还有大半的人生要走，让它废掉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才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式，目的还是希望退役后的运动员们能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来，而不是成为社会的包袱。那么运动员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同时他们又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他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便利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认为鼓励运动员为国争光，鼓励他们退役下来为社会再贡献更多的力量，那么大学校门就应该为他们敞开。国务院一些部门特别是教育部，只是提到了达到某个级别的运动员可以免试，如世界冠军、世界前三名等，并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免试。免试的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进清华、北大、人大，学校也有选择权，是双向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运动员将他们最青春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国家，我们应该对他们有一种认可，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韩国对运动员退役后的奖金是终身制的奖励办法，我们国家是一次性。我的意思并不是比较，而是想让大家看到，各国对运动员都有不同的奖励办法，但初衷都是一样的，就是运动员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国家对他们也有一种认可。我认为，我们现在这样的方式（让运动员上大学）非常好。让他们走进校园，和学生们在一起，让他们独立思考，同时也可能带动他身边的人更好地发展。毕竟这些人是曾经成功过的，任何人都不可否认。
在培养竞技人才的方式上，我认为欧美，特别是美国比较成熟，它在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校队，美国的体育人才就是从这个体系里选拔出来的。我们国家的体育体制和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体制不大一样，我们仍然还走着完全的专业训练这样的体制。到底这个体制要不要变，或有没有可完善的地方？我认为肯定是有的。我相信未来会有一个改观。
经济观察报：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绝大多数运动员退役之后进行“再就业”，所在的领域仍然和体育有着莫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还在体育这个圈子里。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这是否说明运动员在退役后，社会上供给他可选择的领域和机会仍然比较少？
邓亚萍：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靠人走出来的，而不是谁给你的路。让我说的话，尊重不是靠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实力拼出来的。无论是做体育也好，做别的行当也好，核心是你是不是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体育也是非常好的行业、非常好的事业，我们也有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李宁。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以前的工作与我现在的工作
是一脉相承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如何协调自己的多重身份？互不干涉、又能共同发展，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邓亚萍：人不是孤立的，我们在社会上，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有很多身份在你身上体现。不管你有多少身份，你需要做的是要去了解不同领域内你需要做的事情，不同的事情都是有共性的。这种共性就是这个社会，怎样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矛盾的，你不同的经历越多，就越能给其他领域提出你不同的建议和观点。
从我自身来说，我有一些国外的经验，在国内，我涉足的一些领域可能没有很多人有我这样的国外经验，特别是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经验。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国际视野来看待问题，尝试用国际上惯用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你这次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是人生中跨度比较大的一次转型，也有人说你“从政了、当官了”，你对这种评价是否认可？
邓亚萍：现在的工作，我还是听从组织安排。这次转型跨度固然很大，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它不是孤立的。我没有说从体育一下就跨到这个领域来，而是因为奥运的关系，我参加了志愿者的组织工作，我们志愿者优秀的表现得到了国内外，特别是国际社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认可。
我的意思是，以前的工作与我现在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工作性质改变了，但我接触的人群并没有改变，核心还是我们的青少年。我相信人力资源是更可贵的，年轻人的志愿精神是更可贵的。我想，组织上对我这样安排，可能也是希望我能够继续弘扬奥运精神。
经济观察报：除了以上提到的身份之外，你之前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现在情况如何？商业是否也是你探索的一个领域？
邓亚萍：最初是有这么一个开始，但早已不做了，1998年以前就不做了。当时也是偶然有这个想法，就做了。之所以很快就不做了，也是因为当时在国外学习，我本身的心思也压根儿没有往这个上面投。我和李宁的情况不一样，李宁是直接扑进去全身心做了。我当时是被送到国外学习，又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不可能再打理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就算了。再一个，毕竟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毕竟运动员的名气是搏出来的，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积累，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名声。而且这个名声是可信的，但反过来说，这个名如果控制不好，它可以一夜之间把你毁掉。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会很看重我们自己拼出来的这个荣誉。所以不可能随便拿来去做，既然没有这个心思、也没有过多地考虑往这个领域投更多的精力，那么，就干脆不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