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辞
徐永光希望能够做成一个成功的“合作模式”，以往做慈善都是公办民助，这次是民办公助
]]
做第二个“希望小学”
事情终于尘埃落定，徐永光欣慰地笑了。
经过多次理事会的讨论，四轮“谈判”，“新公民学校温州模式”让双方感到满意。
现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他，于1988年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以10万元注册资金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希望工程。
2007年，他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该会为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所实施的新公民计划，被称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新公民学校”是南都基金会新公民计划资助的重点，南都基金会为每所学校资助150万至200万元“种子基金”，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能够探索一条社会捐资、公众参与、民办公助的新公民学校办学新路。“如果执行好的话，我们的这个模式可以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学习与融入城市两难困境。”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纬度”去做资助项目，是因为这背后的残酷现实。目前，农民工子女失学情况严重，流动儿童失学率9.3％，全国超过100万人。即便流动儿童得到教育，也是较低质量的教育，多数以营利为目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偏低。而留守儿童教育不健全，缺乏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则对儿童的成长产生严重影响……
“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镇化进程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民工功不可没，但子女教育却是一大问题，一是城里公立学校虽也打开大门，但户籍影响下的有限财力让其门槛很高，二是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质量低、师资低等四低现象，在政府、市场都失灵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徐永光告诉CBN记者。
徐永光坦言，有着团中央背景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形象上的合法性是可以很快取得社会、政府的信任以及支持，“这也是项目发展的有利条件，希望工程的运作成功与之不无关系。而我的权力很大，在政治导向没问题的前提下，很多事情都是我决定的。”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一个人的权力很大时，其承担的风险同样大，“希望工程”的辉煌、风波同样让徐永光常常处在风口浪尖上。
“其实，上个世纪90年代末，希望工程已做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离开了，事情做成了，我的兴趣也减少了。”自称自己走不了“仕途”的徐永光也一直寻找他感兴趣的“事业”。
而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颁布给私募基金会很大的空间，允许以企业和个人的名义设立，不得面向公众进行募捐，注册金额不得低于200万元。
消息一出，私募慈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1340个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达436个，较上年增加24.9%，高于基金会总数17.1%的年增速。在地方上，非公募基金会更成为增长的主角，截至2007年底，北京的84个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达64个，占76.2%；江苏上海等地的非公募基金会数目也超越公募基金会数量，成为基金会发展主流。
从非公募基金会的命名来看，分为企业名称命名、慈善家名字命名和非企业名称慈善家名字命名三种形式，而实质上这类基金会几乎全部发端于企业。在这种背景下，2007年，南都基金会成立，徐永光任秘书长，基金会原始资金1亿元，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各方探索中国慈善之道
事实上，在中国做慈善，“钱”不是问题。
以目前中国最大私募慈善基金——华民慈善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由卢德之、李荣光以及特华投资控股公司共出资2亿元，其雄心励人，计划在 5年之内达到20亿，10年内达到100亿的规模。2007年成立的远东慈善基金会也曾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其首批资金超过1亿元，参与企业除了远东控股集团外，还有江苏投资联盟的6家企业，包括雨润集团、红豆股份、利安达服装集团、月星集团、一德集团等。
“关键是找到一个中国特色的慈善之道，我们的目标就是探索出高效、科学、可持续的现代慈善基金会发展模式。”华民慈善基金会研究中心李朝辉博士告诉CBN记者。
为了这个探索，华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几乎集中了中国目前研究公益产业相关的伦理、经济学等最高理论学者，也被很多私募基金会称为“中国最高的慈善事业研究基金会”。
目前华民捐助的项目很多，比如扶助3万名以上贫困大学生就业，每人补助4000元作为就业装备以及培训费，但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或者使这个项目能够可持续是值得思考的。“我们也是在摸索之中，毕竟才一年半。一步一步扎实走。”李朝辉告诉记者。
就在大的基金会探索“公益产业”如何发展时，在公募基金会工作了半辈子的徐永光也在思考，只是他从一个“决策者”转变为“执行者”。
最初，南都基金会打算拿出3亿作为原始基金，但《条例》对非公募基金有这样的规定，要求发起人每年支出的资金，必须达到自己发起基金投入的8％，如果按照此规定，3亿的启动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循环发展就存在问题，最终，南都决定拿出1亿作为原始基金，每年按规定支出不少于800万元，另外2亿作为公司公益基金，每年由公司捐款不低于1000万元。南都基金会2008年支出1700多万，已高出800万的规定数额。
无论数字背后挂多少“0”，徐永光的权限范围是10万以内以及20万以内的灾区资助项目，这也是一个现代化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所决定。尽管南都集团的总裁、部分董事是他的温州老乡兼好友。
“10万以上的项目，先是要预审，然后经过工作委员会的筛选，初次评审，专家终评，理事会终审等等，一个项目下来的时间是没有限度的，比如比较大的项目，新公民计划，从开始谈到理事会决定需要半年时间。”徐永光告诉CBN记者。
尤其是新公民温州学校的四轮谈判，其焦点是在于学校的硬件设施究竟由谁来投入。在温州模式之前，南都基金会按照最初的新公民学校计划，200万作为“种子基金”曾投入到几所学校的改建上，但在这个过程中，摩擦很多，成本很高，而且和政府的关系很难处理，这样的经历无疑是让理事会对新公民学校的实施以及扩展产生了疑问，这同样给徐永光很大的压力，新公民学校的计划能否继续实施都是问题，更不用说用5年时间办100所了。
经过四轮艰苦的“博弈”，最终，双方算是达成一个满意的结果，包括土地、校舍、教师资源等软硬件资源，政府投入价值近2000万，而此次谈判中，理事会要求的底线是南都基金会200万的“种子”基金主要作为管理和服务等软件投入。为此，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何伟亲自参与谈判。
“管理制度是我们的，有董事会、校董会，作为一个决策机构，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动员社会资源的机构，这也是我们的资源，‘新公民学校的管理体系和制度’，这个是可以复制的。”徐永光希望做成一个成功的“合作模式”，“以往做慈善都是公办民助，这次是民办公助。这也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公立但是公益的，民办但不是私立，民办非营利的公益性学校。”
温州项目中，“新公民”成为一个是资助性的机构，叫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钱通过它来投，也通过它来管理。与此同时，还做一些社会公益项目，比如，支持北京民间组织办农民工家长学校，家长每天和孩子交流30分钟。“要把家长是学生的第一教育人的观念和方法传递出去。”
当然，徐永光认为，“温州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公益产业”发展的一种方式。
关键在为与不为
不过，这也只是徐永光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公益产业”发展问题很多，新公民计划也只是一个特例，徐永光的模式是否可以得到复制是有很多限制的。
其原因有二，第一，徐永光本人就是见证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来的，“公益产业”的问题其都能说明白，有着众多的NGO从事者的资源，基金不愁专业的从业人员，而大多数私募基金会缺少这样的管理人员，基金会的人员一般是从出资人公司移植过去。其二，背后有着强大的管理团队以及资金支持。对于大多数在200万门槛以上的私募基金会而言，做好慈善事业就算是尽了本分。
根据不完全统计， 90%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数量低于10人，绝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数量在4至6人之间。这一方面与公益领域人才缺乏有关，另一方面，非公募基金会本身的运作经验，以及项目管理经验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用人机制的发挥。
企业所设立的基金会脱离企业则是私募基金会未来发展方向。国际上最为典型的范本莫过于福特基金会。虽然最早由福特公司创立，但时至今日，福特基金会早与福特公司划清界限，在基金会运作、管理方面没有任何联系了。
“不过，我们现阶段，还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后，企业同样也是先解决生存问题后，再考虑‘公益’事业。还都在探索吧。”一位基金会的负责人告诉CBN记者。
“从目前政策上说，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宽松了，关键还是为与不为。”徐永光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