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饭碗在哪里？
——职业教育的瓶颈和就业难题
十年寒窗苦，一朝就业难。1999年扩招后大学门槛降低，对中国多数学生和家长来说，读大学的目的自然还是带有功利性的，不过是读个好大学，学个好专业，找个好工作，捧个好饭碗。
那个时候，职业教育也在中国初步兴起，不过由于观念歧视和投入不足，正眼看待职教的人不多。能读大学为什么要上职教，因为职教毕业后地位和收入与人们对大学的憧憬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实往往和社会预先的设想不一致。隶属于中国国情研究会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抽取1000位应届大学生进行调查后的报告显示，到2009年2月底，被家长寄予厚望的大学应届生整体就业率仅为35.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技工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由于追求高大全模式，中国大学教育重复建设、盲目扩招的弊端日益显露，与社会就业需求脱节，导致劳动力供给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而企业需要的人才却难以从大学毕业生中找到。当下金融危机冲击和职业教育供给短缺压力叠加，失业问题加剧便成为必然。
事实上，不光是被视为“骄子”的大学生命运不济，农民工的就业形势更是异常险峻。
2009年2月初，负责制订农村政策的陈锡文披露，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500万将可能面临失业。
这1.3亿民工大多是没有任何技能，只靠出卖苦力求生的打工者，与此同时，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却在长期以来却是严重滞后。
旅法学者蔡崇国认为：“目前情况下，实际上是大学、职业学校、技校应该有个比例。应该发展技校或者是职业学校，很多技校应该面对农民工。在社会上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教育专业设置的问题。”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本刊为读者奉献的组文将采撷海内外精彩观点，探寻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未来之路。其中，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等将为读者开拓新的视点。
中国职教透视
职业教育瓶颈制约导致技术人员不足，是造成中国结构性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大量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企业无法招聘 到自己需要的人才。
中国的职业教育仍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结构性问题，面临一系列瓶颈，其中内含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原因。
政府主导的多头管理
一般而言，中国的职业教育由国家教育部和相关省、市教育局负责管理。教育部负责全国考试和资格证书工作。省、市级教育局负责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和普通基础教育实施。这种制度安排下的职业教育范围过广，不注重实用性。
职业培训则由中等或高等职业学校完成，由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各行业部级部门负责管理。除去普通的基础理论科目外，这些学校还教授一系列职业教育课程，而课程的职业标准和资格，也是需要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可。
职业资格的认证和评估基于职业标准，这些标准的设置初衷是为了反映学员的专业技能。中等或高等职业学校为成功完成学业的学员发放毕业证书，其中的部分学校必须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权下，才有资格为学员颁发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这反映了职教毕业证书的发放权也被控制在政府部门手中。
在政府指导下，中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管理由许多部门共同负责，没有专门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部门或体系，既复杂又混乱，缺乏统一管理和安排。
劳动力供需脱节
近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完成，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大量的外资企业开始重视技术人员的“当地化”，对中国本土技术人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然而，中国的技术类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各企业持续发展和产业规模扩大的障碍。对于“Made in China”的竞争战略来讲，技术人才的缺乏已成为一种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数量缺乏；第二，结构不合理，即现有技术人员的技术程度、行业信息的不足等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设备的更新；第三，知识、技术人员高龄化，企业中40%的技师和高级技师，年龄都在46岁以上，既年轻又拥有高级技术的人才越来越少。
此外，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在中国2.7亿的城市就业者之中，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以及拥有同等能力的技术类工作者总数为8720万人，仅占就业者总数的33%。其中，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术劳动者仅有1860万人，占技术人员总数的21%。高级技师总数和技师总数分别为60万人和300万人。很多企业已经陷入技术类劳动力减少甚至缺乏的状态。
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缺乏起码的社会认同。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杂志、中青在线以及《2005年中国技能保障人才职业调查》(关于国民对技术类职业的印象的调查)的结果来看，这种状况非常令人担忧。调查结果显示，52.7%的人认为“技术类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不高”，67%的人表示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职业学校学习。这势必造成职业学校招生困难，进而扩大高级技术的人才断层。
1995年后，在学校数量和就读学生比例两方面，中等职业学校都有下降的趋势。该结果与前述调查的结果相一致。而且，在2万所以上的各类职业学校之中，以培育高级技术人员为目的的学校仅仅只有200所，这和当今社会的需求严重脱钩。
文化与制度诱因
中国技术人员不足也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大量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企业无法招聘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劳动力的供给与企业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
第一，技术人员缺乏的直接原因在于人才评价基准的偏差。
文革结束后，中国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反科学、反知识的错误，确立了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评价基准。可是，这同时也造成了“重学历、轻能力”以及“重知识、轻技术”的倾向。于是，很多拥有熟练技术的人才难以取得本应拥有的社会地位，并且难以实现与之地位相符合的价值。由于这种社会偏见的影响，技术人员得到的报酬非常低。因此造成了技术人员的流失以及断层等问题的出现。
第二，技术人员缺乏的深层原因在于观念、职业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等的不成熟。
中国历史中存在着“轻视工匠”(轻视拥有专业技能的人群)的传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带有偏见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民之中。在这些偏见的影响下，社会形成了“重知识、轻技术”的潮流。
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众多国企破产，大量工人下岗，下岗人员中不乏技术劳动力。如此一来，给人造成了“技术无用”的印象。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重视的同时，国企技术工人下岗失业导致技术与技术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却受到轻视。
“轻视专业能力、重视社会身份”的传统劳动和人事管理制度依然存在。其核心的内容是将工人和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分开进行管理。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一般的干部被当作人才委以重任，而工人则被当作一般劳动者不受重视。
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中，大部分的高级技术人员(例如熟练工、技师)被列入一般劳动者之列。例如，企业中的技师被称为“工人技师”(意思是工人身份的技师)，和技术干部们的称谓完全不同。因此，他们往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人才。尽管陈旧的管理体系如今已经得到改革，但是在观念上，依然深深地存在于学生家长们的头脑之中。
另一方面，大量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对员工技能培训认识不足，短视行为十分严重。由于企业不重视对于员工的技能培训，本应由企业主导的高级技术人员的培养无法发挥自主性。某些企业视野狭窄，只顾一味使用员工，而不重视在技术上的培训，造成员工的技术能力得不到提高。
从劳动力市场看，中国虽已取得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与市场经济相比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市场的流通性、价格的融通性、调节的有效性等方面还存有很大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技术人员长期缺乏，而劳动力市场无法对其做出适当的反应。
行业导向：与私企结合
中国职业教育中培训和行业衔接所面临的挑战不可低估。与绝大多数私营企业在职教方面几乎一片空白不同，中国政府部委、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通常设有专门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部门或培训中心，但这些机构多流于形式，缺乏沟通的手段和机制。这些因素不但牵制了各自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划、管理和提供，而且还将影响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
目前，行业组织和协会在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面临着大量的挑战。第一，技术培训与系统教育相比，他们更为注重前者；第二，他们的培训对象只限本部门学员，而不包括其他个人或团体；第三，他们的运作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同时，政府已经建立了行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框架，但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却很特别，目前主要局限于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企业。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当行业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质量有信心时，他就会更积极地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这是因为行业已经预先确定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为行业提供所需的效果，并且行业还可以帮助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打造高质量的结构框架。
在理顺政府管理机制的前提下，如果行业内的资深代表们有机会同政府就职业教育与培训事务进行交流，中国就可以发展出一种文化：行业才是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首要客户。
激励企业参与
经济发展必须要依靠一个高品质、灵活和反应迅速的培训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企业应该直接参与引导这一体系的发展，以及参与制定培训和培训成果的规范和评估标准。而低效率的管理体制和雇主缺乏参与动机，已经成为中国行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巨大障碍。
很显然，对于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国政府在财务刺激和奖励项目方面投入不足。
对准备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企业，中国政府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税收鼓励制度。同时，对于积极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企业也没有通过表扬或奖励给予足够的重视。
尽管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目前中国的培训体系只是更多地满足了国有企业的需求。对于必须要在全球市场竞争的新兴私营部门来说，如果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要想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市场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是，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技术和职业教育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该通过建立政府、雇主、专业协会、行业和员工及其代表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才能实现。
出处：《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背景与挑战》，执笔：日本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砂田荣光，天津工程师范学院蓝欣；《工业化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关联》，执笔：澳大利亚保罗·康明博士(Dr.Paul Comyn)
翻译：符佳林、汤祺，综合整理：杨政文
学用一致 分蘖育才
——职教振兴之道
刘道玉
中国自古有“重道轻器”的倾向，认为理论高尚，而技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以至于普通本科毕业生过剩，而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缺失。
近百年以来，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一直薄弱，这是导致中国近代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从思想根源上看，中国自古有“重道轻器”的倾向，认为理论高尚，而技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是，人们都追求普通本科学历，本来属于大专学校也拼命地要改为普通本科大学，以至于普通本科毕业生过剩，而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缺失。
有人认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诸多问题，是教育产业化的口号造成的。其实，对待教育产业化应当具体分析，对于非盈利的大学，应该坚决拒绝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对于盈利性的高等学校，教育产业化就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财之道。从后一种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应当是教育产业化的内容之一。
美国是一个教育多样化的国家，既有世界上最好的公益性的研究型大学，又有世界上最多、最富有的盈利性大学。例如，美国私立凤凰大学是阿波罗集团创办的，全校共有9.6万名学生，分布在28个州的134个分校中。2004年的营业额达到13亿美元，与全美第二富有的耶鲁大学当年的捐款持平。据介绍，美国的盈利大学，具有与哈佛大学一样久远的历史。美国现有盈利高等教育机构4500多所，被政府授权颁发学位的有800多所。这些盈利大学都是由大公司举办的，如阿波罗集团、职业教育公司、Corinthian学院、Strayer教育公司、ITT教育服务公司等。目前，美国有10所盈利大学的股票上市，甚至盈利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宁愿叫首席执行官，而不称校长。这些大学的最大的特点，是保持了职业教育的精髓——传授具体而又实用的技能。
中国教育产业化的不足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性问题，又有投资不足的原因。目前，中国富有的个人很多，但愿意投资办教育的几乎没有。我常习惯说一句话：中国只有利用教育赚钱的商人，而没有愿意投资教育的资本家，这就是中国教育产业化最大的不足，也是中国职业教育不能壮大的根本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兴办私立职业教育与发展私营经济相似，即在宏观上管住，在微观上放开。但私立教育与私营企业毕竟是性质不同的，前者应当遵循教育规律，而后者应当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鉴于中国职业教育薄弱，政府加大财经投入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美国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来说，就是“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教育”，这就是说，政府只管投资，制定法规和政策，至于教师的配备、教材的选用，经费的使用，完全放手由办学者来管理。
从职业教育的体制上来看，我主张采用两种体制：一是由行业协会或是大的集团公司举办职业教育，因为他们最了解职业教育的特点，知道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如何掌握考核学生的标准；二是独立办学，把现行的成人教育从普通学历教育的大学分离出来，使他真正地沿着职业教育的轨道发展，办出特色。举一个通俗的比喻，当一颗弱小的植株与一个强壮的禾苗生长在一起，那弱小的植株始终得不到必要的营养，也终究是长不大的。我们借用农业上的一个俗语“分蘖”，把弱小的禾苗分蘖出来，使它得到充分的营养而成长。因此，由大的集团公司办职业教育，既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又体现了学用一致的原则。
姜大源：发展市场调节下的学校中心模式
本刊记者 满凯艳
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再一次使职业教育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况如何，面临哪些困难？职业教育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和前景如何？
日前，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财经文摘》专访。
发展道路不平坦
《财经文摘》：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路程？
姜大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1998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加速期。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现代化对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拉动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1998年前后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的比例曾高达58%。
第二阶段自1999年至2002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回落期，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例下滑到38%，下滑了20%。
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将持续至2010年，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期。国家审时度势，将装备制造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国策，要求2010年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回升至50%。
《财经文摘》：从1999年到2002年，为什么之前20年的高速发展在这4年内一下子滑落这么严重？
姜大源：我在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许多外国人对20%的下滑速度感到不可思议。出现回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21世纪是知识的世纪，知识意味着高学历，从而导致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扩招；二，人均国民收入增加，教育结构就随之调整，没有意识到教育结构调整的依据是产业结构，而非人均国民收入；三，职业教育研究滞后于职业教育实践。
《财经文摘》：您提到了传统文化，事实上，许多老百姓到今天为止仍认为孩子“考不上大学才上职业学校”。
姜大源：人们潜意识里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都是智力低下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观念。职业教育依然是成才教育，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以形象思维为主的青少年的成才教育。换句话说，清华、北大进行的是培养成功者的成功教育，而职业教育是培养那些“所谓的失败者”的成功教育。
刘翔得世界冠军，跟他去华东师大读硕士研究生有联系吗？航天英雄杨利伟非得强调他是研究生吗？为什么看一个人是否成名总要冠以学术身份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生的预备教育，教育只是为了培养研究生，而不是为经济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加剧了人们对技能的鄙视，但社会上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掌握“雕虫小技”、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
这一点从就业率上就可以看出来。从2004年至2008年，研究生就业率平均下降2%，本科生就业率下降1%，而高职生就业率则上升了2%。
技能和技术之辨
《财经文摘》：中国职业教育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职业院校在升级的过程中，向高等教育靠拢，或者可以称之为“职业教育普教化”，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姜大源：学校升级，有抬高社会地位的考量，这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深层次分析，这是类型和层次的问题。类型是深层机制，但类型中有层次，这是外延发展的空间。
高职学校升级不升级，不应该是教育自身决定的，而是社会决定的。如果社会需要高层次的高技能人才，就应该升。但说高职要升就是升级到普通教育，就错了。高职即使要升，也是高职的本科和研究生层次。
很多人提出，高职不应该局限于技能型人才，而且要加强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言下之意，技能型人才比技术型人才低，技能的培养终结于专科，只有技术型人才才有本科。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高职不会局限在技能型人才，不会局限在专科，还会有本科层次，还会有研究生层次。这是因为策略层面的技能人才不会局限在专科层次。
英国在平行于国家学位制度之外，还有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原来分5级，现在是8级，7、8级就相当于硕士学位。那我问你，这相当于硕士的7、8级人才是什么人才？是技能型人才。事实上，EMBA和MBA就是职业性学位。高职即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依然是职业学位，不是学术性的硕士、博士。
但是现在，反对高职升格的人和赞成高职升格的人，都没有搞清楚这一点，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财经文摘》：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姜大源：是人们对技术与技能的认知混淆。技术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技能则是一种内在于人的主观能力。
从哲学上看，技术是科学的开显，技能是对技术的开显。技能和技术不是划分教育层次的依据，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也具有非叠加性。
因此，倘若技术型人才可有本科、硕士，而技能型人才只有中职、专科，那就意味着技能教育的终结性和技术教育的非终结性。
而世界教育的现状表明，技术职业领域里的“技师”，非技术职业领域里的“大师”(如艺术类)，与硕士、博士学位等同的制度，比比皆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技能人才可以是技术型人才，是一个学校教育加学校后教育的过程。因此，技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都是不可替代的。
市场调节下的学校中心模式
《财经文摘》：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有什么影响？
姜大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警示之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中国这个世界制造中心绝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低水平重复的加工中心，而应该是高水平具有创新能力的制造中心。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制造业仍将占据主体地位。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百万计的专门性人才，是建构世界制造中心的基础。
然而，目前中国技术工人等中间层次职业人才的构成状况不容乐观：7000万产业工人中，不仅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而且其中的高级工仅为4%，中级工占36%，初级工竟高达60%。“谁”能改变这一状况，为制造中心“制造”满足需要的职业人才呢？答案是：职业教育。这是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金融危机还凸显了就业问题。2000万失业农民工的培训和大学生“回炉”再教育，都离不开职业教育。中国目前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属于弱势群体，也是扶贫对象。他们若能通过职业教育摆脱贫困，那无异于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排忧解难”。
职业教育搞好了，不仅实现了教育公平，促进了就业，必将为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其“乐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为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财经文摘》：那您认为应该怎样发展职业教育？
姜大源：世界上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目前主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市场模式，办学主体是企业，培养的职业人才具有高专门性、高针对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过于功利，而对人格教育的目的不够重视。
第二种是意大利、法国等为代表的行政模式，办学主体为政府，培养的职业人才具有高普适性、高理论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精于传授而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够关注。
第三种是德国、瑞士等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办学主体虽为企业，但强调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所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应用性、高能力性的特点。但这种模式长于合作而对机制变化的应对不够灵活。
对中国而言，要寻找职业教育的参照系，不能完全照搬，应该参照各种模式的优劣，发展市场调节的学校中心模式。
《财经文摘》：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如何？
姜大源：德国的最大贡献是把教育机构扩展到了企业，实行以企业为中心的工学结合模式。企业可以搞培训，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资格办教育。国家对教育企业没有任何优惠措施，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
在德国，企业作为教育机构，是企业招生，而不是企业招工。企业与学生签的是教育合同，而不是劳资合同。3年之后，学生毕业离开了，企业不能找学生要一分钱。其他企业找这个企业要学生，也不给一分钱。
中国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经验，德国文化并不鄙视技能。而且，“教育企业”这一点在中国做不到，中国企业偏向于功利。校企合作为什么做不好？就是因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太差。
《财经文摘》：近些年，一些职业培训机构发展迅速，您如何看待他们在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姜大源：职业培训机构做得好的太少了，中国很多私人培训机构，像新东方、北大青鸟这样的机构，有很大的局限性。新东方搞外语，北大青鸟搞软件，而真正搞制造业的培训机构几乎没有。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职业培训机构功利性太强，公益性和社会性太差。因此，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
《财经文摘》：那像蓝翔这种专门针对农民的培训学校呢？
姜大源：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国家为主。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靠民办的力量解决国家的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作为补充没问题，但绝对不是主力，主力仍然是国家和公办职业学校。
《财经文摘》：中国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遭到了很多批评和质疑，您怎么看目前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
姜大源：我认为，高职教师的水平应该高于清华和北大的教师水平。这就对高职和中职院校的老师提出很高的要求。
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的能力应该包括四个部分：专业理论、专业理论在职业中的实践、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和方法论、职业教育理论在职业教育中的实践。只有四者结合，才能成为职业学校的老师。
我们是四者缺其三，只具备一个：专业理论。比如说学数控机床的，都学过理论，但是专业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才刚刚开始得到学校的重视。
而另外两方面，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悲哀。德国人说，你要教数控机床吗？不是你到大学去学数控机床，你就能教数控机床，你要去学今后能当数控机床老师的专业。全世界只有德国、瑞士、奥地利有这个概念。
课程是核心，教师是关键，所以我跟教育部建议，要把老师送到北欧去进行培训，提高教师基于工作和教学过程的设计能力和实施能力。
《财经文摘》：很多人对《职教法》的修改充满希望，认为其将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姜大源：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比之前好多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什么？《职教法》本来有棱有角，但改了九稿就无棱无角了，很多刚性的东西没有了。德国《联邦职教法》有一部分叫做“处罚条例”，针对的是如果不执行就怎么办。但我们的用词是“鼓励企业参加职业教育”，恐怕实际意义不大。
德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对我们很有参考意义。德国联邦职教所是全世界最大的职业教育研究所，其主管委员会由四方代表组成：联邦政府、州政府、雇主和雇员，遇有重大事务，必须四方投票决定，然后提交议会立法。而中国现在的立法过程只有政府一方，地方政府、企业和工人缺失。
海外职教的典型模式
导致失去工作机会的因素很多，但就个人而言，缺乏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是一个普遍的因素。对于多数人来说，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接受职业培训获得社会需要的技术或技能，要么靠社会救济生活。
为了降低失业率和减轻社会负担，如何对待业人员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掌握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和技术，走上工作岗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经合组织(OECD)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和培训乃是当务之急，一致认为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待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德国的“双元制”
在一些职业培训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用人单位对员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担负着很大的责任，他们希望自己的员工能终生在此工作，这对降低失业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些国家，政府对培训方面不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德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制被称为“双元制”，在职业教育界可谓“典范”。这种体制之所以被称为“双轨制”，是因为寻求职业培训的年轻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后者根据其履历决定是否接受。申请者一旦被用人单位接受，便要签订学徒合同，学徒期通常可延续至3年到3年半。学徒首先根据其职业选择学习基本技能，然后接受专业培训。在一般情况下，学徒在其工作的地方每周3天学习基本技能，其余时间到具体的职业学校学习。职业学校不但提供职业技能课程，也提供基本的文化课程，如英语和德语等。在某种程度上，职业学校补充了在岗培训的不足。
德国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参加“双元制”的学习。学徒与其未来的用人单位签订培训合同，并由商会注册和监督。目前，德国政府认可370种职业施行学徒制。培训按教学大纲进行，并执行联邦经济部制定的测试标准。成功通过考试的学徒可获得证书，证明其为熟练工人。所有企业必须在其对口的商会注册并缴纳会费。商会负责收集和分析用人单位的建议，并就政策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
商会既负责培训的内容，也负责培训的实施。所有商会都设有职业教育培训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雇员和用人单位代表，也包括职业教育部门的教师(通常教师代表只提供咨询)。职业培训委员会负责处理职业培训方面的一切问题。
至于培训费用，则由用人单位负担。政府不向培训方面提供补贴，只负担“双元制”体制中学校方面的开支。一般而言，学院领取的津贴少于成人的工资，但培训费用相当高。除建筑行业外，其他行业没有收费规定，建筑行业的收费规定受中小企业的控制，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培训中心。
其他行业也建有内部培训中心，培训结构也受中小企业主导，以便确保所有学员都能学到他们职业所需的必要技能。通常很多行业培训的人员所学的都超出本身的需要，但这种情况随着企业培训中心的减少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在德国并非所有企业都提供职业培训，虽然职业培训标准规定严格，但也存在很大差异。大企业提供大量的培训机会，他们拥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和培训中心，小企业在进行学徒培训时，常常鼓励学徒独立工作，并为独立工作提供机会。
“双元制”的优点在于：强调在重大决策时行业、工会和政府共同承担责任；高度的中心调控确保了行业之间在内容和方法上的连续性；用人单位控制的实践考试必须在商会监督下进行；整体上强调核心能力和技能；培训标准由高质量的工厂制定。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德国建立了一套优秀的培训机制，造就了一大批中层高技能工人，能有效进行工业结构调整。
英国的“现代学徒制”
另一些工业化国家，如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则有高度发达的正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制。获得技能是职工自己的责任，失业则是政府的事。政府对培训承担责任，用人单位则不太关心此事。因此，政府不断要求用人单位也要关心在职人员的培训。
英国对职业教育和培训十分重视，1994年英国政府发表了白皮书“竞争”。文件指出：“具有高技能和知识，并知道怎样充实这些技能知识的劳动者，是经济现代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我们的要求一定要比过去高，我们要像尊重和奖励学术研究那样尊重和奖励职业教育和培训？?既要提高对教育工作者的期望，也要提高对学生的期望？?以促进终生学习和提高灵活性。”
白皮书呼吁各有关部门更多地参与各级职业教育和培训，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1994年以来，英国国家职业教育资格证书和与之配套的国家职业教育构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原则上，国家职业教育证书强调行业部门制定的能力标准，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程度来达到这些要求。
围绕职业教育证书所做的改革，对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培训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1994年开始的“现代学徒制”大大促进了“国家职业证书”的实施。“现代学徒制”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和鼓励英国各个经济领域的劳动力能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和强化培训，使其具有参与国际竞争所需的各种技能。
现代学徒制强调机会平等，以能力为基础，学院通过系统的培训，获得国家职业教育证书，因此通过与工业培训组织与当地的企业培训委员会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根据这些培训规章，用人单位要负担大部分培训费用和学徒的工资。
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英国国家职业证书委员会又制定了“通用”国家职业证书。该证书的特点是：为16岁以上的年轻人提供有效的就业、深造和培训的通用途径；与同级学历证书有同等地位；不同于针对某项具体职业的国家职业证书，但具有相等地位；适合于全职的和业余的学生；目的在于发展学生广泛的技能，并向他们提供与职业有关的知识。
澳大利亚：与业界的良好关系
澳大利亚企业界对职教系统的支持与涉入十分积极，除每年注入经费参与职教训练计划外，同时主导全国职业教育训练套件的发展。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ANTA)的组织架构已转型为以企业为主，职能包括董事会咨询、职教训练内涵、评估标准及认证标准等。企业注入的经费超过所有费用的半数以上，足见业界积极参与的热情。
澳大利亚业界对于职业教育与训练的参与程度极深。业界对于职业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十分重视，尤其对于企业内所面临员工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更是积极寻求改善之道，因此，业界不断透过各种途径与机会要求联邦政府积极提出应对及解决之道。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也认识到国内人才技术不足的问题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之重要议题。因此特别委托澳大利亚工商总会(ACCI)调查企业员工技术不足问题。联邦政府依据调查结果，针对国内技术不足问题，提请产业各界共同商议。
所有被提出技术不足的企业，都由各种企业机构共同成立的发展工作小组分两年进行调查。调查方法包含分析现有各项研究报告、召开咨询会议、进行员工与劳工阶级雇主及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机构的调查、办理研讨会议等。此外，对于影响技术不足因素的分析方法、现有测评技术不足的调查方法与工具等，都被提出检讨并要求改进。
从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以企业本位的董事会组织，到以企业为本位的国家质量训练咨询委员会乃至训练套件的发展等，都显示了澳大利亚业界对于职业教育与训练制度的投入和关注。澳大利亚业界参与职业教育训练与课程设计最深入的要算是训练套件的发展。训练套件的发展源自1989年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训练系统。国家培训局成立后，以企业为本位的概念逐渐深入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训练系统。
出处：《工业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动态的分析》，执笔：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学院Putai Jin、Renae Low；出处：台湾“行政院”《澳洲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制度之研究》
编译、综合：罗岳
职教：绊倒就业的一块石头
本刊记者 满凯艳 齐介仑 杨政文
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学生和农民工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首当其冲。多位专家告诉《财经文摘》，若分析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失业的原因，职业教育的缺失难辞其咎。
两极分化：职教不足与高校跃进
引人注意的是，继1999年大扩招以来，去年12月，教育部同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2009年的硕士研究生计划，比上一年增加5%，接下来还要再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5万名，主要用于招收参加今年考研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这两次扩招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展开的。毫无疑问，此次扩招举措的推出使高校再次成为就业的“缓冲区”，被官方媒体解读为应对当下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的一个药方，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的无奈之举。
此一时非彼一时，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对该举措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这种做法并不能提升毕业生的职业能力，从根本上破解大批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难题。“如果不跳出教育看教育，不跳出学校看学校，在围城中解决问题，本科生将继续失业。因为学习的内容不变、方式不变，其能力结构还是不适合企业的需要，不适合社会的需要。”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认为目前的问题是结构性失业，他告诉《财经文摘》：“中国在很短时间内，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5%提高到了现在的25%。这是供给，供给在急剧增加，但需求呢？按理说，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内10%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是不断扩大的，每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100万劳动力需求，10%意味着我们每年新增劳动力需求1000万。但是这1000万岗位中只有1/10适合大学生。”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是以不断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那么对大学生的需求应当是比较强烈的。但中国经济发展是依靠出口导向的、附加值比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来推动，往往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岗位是最普通的、低知识、低技能、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这样的增长模式可以吸收大量农民工，但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那么大。
事实上，中国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于2003年毕业，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一年之后，大学生找工作就开始有难度了，只不过今年特别紧张。
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除高校扩招速度太快外，职业教育缺失也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严重失调，前者是一条大腿，后者是一条小腿，不能并行不悖地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普通教育是为了探求知识、科学而发展起来的体系，而职业教育侧重于应用。”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表示。
过去中国曾经有大批中专学校，后来又被取消，因为说起来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中专生，感觉上就低人一等。同时，中国大学的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包括大学老师缺乏实际经验，与社会需求脱节。
北京富平学校教务主任栾顺喜以自身的经验告诉《财经文摘》：“富平开始的时候也从大学里请了些退休的教授，还有专门研究家政的学者，后来事实证明，教学理论性太强，而学员层次不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学员们听大学老师讲课简直如在云里雾里。”
夏业良介绍：“在国外，知识方面的分衍没有这么明显。社区学院(职业教育的一种形式)也可以拿到本科文凭，甚至硕士学位，根据所修课程和学分来决定。社区学院灵活性很大，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接受。这是一种全民教育体系，比高等教育开放性更高，而且培养人才是根据社会需要。不像一些大学为了赶时髦，扎堆去搞热门专业。”
在中国，为什么这些年来人才缺乏？夏业良将原因归结为没有社区职业教育体系，“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应当借金融危机东风，发展职业教育体系。”
资料显示，很多中等职业学校年年爆满，全国技工学校的招生规模已连续4年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陈宇评价：“这就是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反馈，这就是生产力的强烈作用。实践证明，职业院校越贴近普教就越没前途、没出路。在整个职业教育领域和普教、和学历教育离得最近、靠的最紧的就是高职高专，它们现在的处境最困难，学生毕业后就业率最低。”
谁为民工服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南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先是在人民币“破八”之后迎来尴尬的企业“倒闭潮”，后又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下，大量企业面临关停情势，失业压力骤然加大，大批农民工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被动失业的超过2000万，如何消化这些农民工的再就业压力，如何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沟通渠道，实现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进而改变中国目前相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这些都在考验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
当下，地方政府组织的相关农民工培训，处境比较尴尬，首先是培训招不到人，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合格的培训技师，而这两个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就业培训上弄虚作假、编造就业培训名单用以骗取财政上的就业培训经费，而农民工就业问题却根本得不到解决。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企业、农民工、劳务市场，各走各的路，没有形成信息的有效整合与沟通。按照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的观点，需在各个环节上提高效率，正确的途径应该是，政府培训以市场为导向，“企业要什么样的人，我做什么样的培训，而不是两张皮”，企业甚至可以向职业技能培训主管或者技校提出“订单式”培训。
张秀兰在对农民工失业进行实地调查后得出结论：解决农民工失业问题，如果不是建立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前提之上，一定是失败的，而对效率的关注，更是职业培训成败的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蔡昉对《财经文摘》表示，除了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国家还要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农民工的长期、稳定的教育，教育是培训的延长，是更为基础的部分，通过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可以大幅度提高年轻农民工的整体素养，也将会为下一轮的经济发展打下人力资源储备的基础。
企业一直是职业培训的主体和主力，尽管它的作用经常被忽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有将近3亿劳动力，是通过企业开展的正规和非正规培训而成为合格劳动者的，而官办和民办的关系也是业界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在民办职业培训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贡献卓著、影响重大的名校，这不但解决了急需的紧缺人才问题，给职业教育下一步的发展带来了启示。陈宇分析说：“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改革和发展很可能是冲击中国整个僵化的教育体制的突破口，特别是厂校结合、产教结盟成功，将使教育走向直接为生产力服务、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轨道，有可能破解中国教育的整个迷局。”
给点阳光就灿烂
职业教育发育不良，投入不足早已成为社会诟病的对象，是否应该加大投入似乎不再成为问题。不过，资金投入的主体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难题。名不正，则言不顺。厘清投资主体首先应当界定职业教育的性质：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
许多专家将职业教育定性为准公共产品，其培养目标的公共性，服务功能的公益性，甚至比普通教育更为强烈，其对象往往是一些弱势的群体，往往是城市家庭拮据的人，还有很多找不到职业的人；其次，职业教育需要实现情境教育。这两点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成本无论是教学、办学、实验基地都比普通教育高的多。
仅从教育经费来看，近10年一直徘徊在3%左右，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教育经费要达到4%，后来中央的多个文件又反复强调了要按期实现这个目标。可是，这个目标提出快20年了，至今仍然没有达到。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而且还低于世界经济欠发达国家的4.1%。
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原本过低，其中用于满足社会需求激增的职业教育更是杯水车薪。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职业教育的投入占整个教育比例逐年下降，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占15%的水平，只有6%-7%，高职只占普通高等教育20%。 从2000年到2004年，教育经费增长了两倍，但是中职经费增长仅仅只有1.4倍。在教育投入上，职教承担这么重大的社会责任，但得到国家公共经费还太少。
对于职业教育在近5年的投入，全国政协委员蔡克勤掌握的数据是：“2004-2008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职业教育的资金是78.6亿元，不足以支持巨大的职业教育规模。”与此相对照，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教育支出1598.54亿元，职业教育累计5年的投入不到2008年一年教育经费投入的5%。
北京富平学校副校长陈祖培对经费问题也是深有感触，他对《财经文摘》坦言，经费的掣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富平目前主要是靠茅于轼、汤敏等私人出钱才兴办起来的，培训教师的工资只有1000-1500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北京地区是极低的。
“职业教育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只是锦上添花，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则是雪中送炭。”姜大源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随着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的意识增强，在目前经济下滑的形势下，人们更需要培养技能，这对职业教育的基层是个很大的机会。
为对应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打算投入4万亿刺激经济，这笔钱投入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在硬件上，比如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有人甚至建议直接发给国民消费，但对教育涉及不多。如果能借此机会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作为启动内需，立足长远塑造国民劳动技能的重要软性措施，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将从中受益匪浅。
当然，政府增加投入不是大包大揽，应当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支持职业院校拓宽融资渠道，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以点带面，促进、带动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由于社会上不乏套用政府职业教育资金中饱私囊的情况，公共知识分子张耀杰也向《财经文摘》表示了对政府投入资金效率的担忧。事实上，公共资金效率的保障源于财政监督的力度。如果财政缺乏监督，任何该用的钱都有可能被私分。
“这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予以制约，属于正当盈利的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违法谋取暴利者，应当追究法律的责任。”刘道玉希望能从法制入手确保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