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澍
陈立收藏第一盒音乐磁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他的月工资只有17元。“一盒原版磁带22块5，一个月不吃不喝也买不起。”陈立说。
现在，陈立已经拥有3万多张唱片，世界各大唱片公司还会在唱片正式上市之前，给陈立送唱片，作为全球乐评人的一员，陈立会给唱片做出评价。陈立没有高档的音响设备，不是偏执的只听黑胶唱片，一件件收藏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人、那些事。
“我不敢听玛丽亚·卡拉斯”
被誉为20世纪第一女高音的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是陈立收藏最多的唱片，却是陈立现在听得最少的唱片。虽然已经去世32年，在陈立的心目中卡拉斯依然是最伟大的歌唱家。
“卡拉斯的唱片我从来不听，我一听准死。”陈立跟朋友们交代，如果有一天找不到他了，上他家打开唱机，里面肯定是卡拉斯的唱片。“她的声音震撼人心，一开腔，马上就能把你吸住。只要一听卡拉斯，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有人说世界歌剧史，就是从卡拉斯出生到她去世。”
现在陈立已经收藏了卡拉斯的个人唱片超过2000张，而他还在全力收藏各种版本，甚至于那种在国外特有的“海盗版”。“这跟我们说的盗版不是一个概念，意大利法律也是允许的。”意大利很多剧院实行包厢制，一个家族长期租用一个包厢，在演出过程中偷偷录音，把现场珍贵的实况保留下来。“音质很差，但却是最鲜活的东西。艺术家的表演需要现场互动，而在录音棚、麦克风前，卡拉斯最光鲜的那一面就被掩盖了。”这些珍贵的“海盗版”都是陈立通过国际卡拉斯协会或者发动朋友四处淘换来的。
对卡拉斯的痴迷让陈立搜集有关她的一切，“同一个版本的唱片，封面不一样我也要。”陈立还在拍卖行拍到两张卡拉斯的亲笔签名，“卡拉扬的签名拍卖价120美元，普契尼的220美元，威尔第250美元，卡拉斯的980美元。”
“卡拉斯的艺术生命是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听她的音乐就是跟着她一起身心俱焚，之所以不敢听是因为自己心力达不到了。”陈立说。
“西诺波里影响了我一生”
“我不写乐评，就是从认识西诺波里开始的。”如果说卡拉斯的艺术魅力让陈立折服，那么西诺波里就是用人格魅力感染了陈立。在陈立的收藏中有一盘西诺波里音乐会录像带一直没有拆封，这盘录像带是西诺波里从国外寄来的，陈立收到的时候，西诺波里已经因为脑溢血去世9个月。
西诺波里不仅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同时还拥有神经外科和人类学两个博士学位。当年西诺波里来到北京，在游玩结束大家相约要去吃饭的时候，西诺波里婉言谢绝，因为他每天必须看5个小时的书，在飞机上看了3个小时，还欠两个小时，要先补上。“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觉得很狂，当你真正跟大师对视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的渺小。”现在，陈立积极从事音乐普及教育，“我与大师的交往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的人格、智慧，我希望通过我把音乐的魅力传递给大家，音乐才是主体，不需要你个人颐指气使地批评和布道。”
在西诺波里去世后，陈立遵守当初的承诺，来到德累斯顿，西诺波里曾经演出过的地方缅怀大师，并且拍下了一张让人感叹的照片。“当天一直都在下雨，我打算拍一张德累斯顿音乐厅的照片，就拿着自己普通的相机，在我要拍的时候，云层突然露出了一条缝，一道阳光打在音乐厅的金顶上。在我按下快门之后，云层又合上了。”
“我给大家提了口气”
陈立有一套洛林·马泽尔用不同语言签名的照片和唱片，这后面有一段“买卖”的趣事。
指挥大师马泽尔来华演出的时候，陈立抱着自己收藏的一堆唱片找到大师本人，希望知道马泽尔最喜欢自己的哪一张唱片。马泽尔从中抽出了一张交给秘书，秘书就问陈立唱片是从哪儿弄到的。陈立还在纳闷，自己从来没有盗版唱片，秘书说，原来马泽尔也在找这张唱片，一直没有找到，希望能从陈立手中买下来。陈立的回答很简单，“不卖。”
后来一再的沟通，陈立也希望得到采访大师的机会，于是双方你来我往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陈立带上一帮朋友去会马泽尔。“当时马泽尔收下唱片非常高兴，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帮朋友就挨个跟大师合影，要签名。” 陈立说着当时的情景，不无得意。马泽尔会八国语言，他用不同语言给陈立和朋友们带去的唱片和照片一一签名，相当配合。“过去跟音乐大师的接触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时间的原因、音乐家个人的喜好、情绪都有可能让一次见面或者采访突然取消或者中途结束，逮到这样的机会不容易。”陈立说。
陈立并不是只收藏古典音乐，在他眼中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好的音乐和不好的音乐，“把古典音乐说成是高雅音乐本身就不对。”
1984年非洲大旱，50多个“老死不相往来”的流行音乐大腕凑在一起举行了“我们是世界”演唱会，陈立收藏了演唱会的原版盒带。“流行音乐界有很多富有责任心的艺术家，很多时候他们表现出比古典音乐艺术家更多的社会责任感。”音乐是为了让人愉悦身心，而不应该为欣赏行为本身贴上高雅或低俗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