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三十多年前，我下乡到农村当了几年“插队知青”，虽然此前对城乡差别也有相当了解，但到农村后，亲见那种差别的巨大还是使我深深震惊。几年的乡村生活，使我对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和吃“农业粮”的“农村人”那种“天生的”身份差别更有直观的体会。
当时，招工只招“知青”，与农村青年基本无缘；大学考试早已废除，上大学的名额少而又少，名为推荐，实则凭特权走后门，无权无势的农村青年更不敢想。只有参军当兵提供了“农转非”的可能。之所以只是“可能”，是因为只有在部队提干后才最终摆脱“农门”，如果没有提上干复员回家，则依然是面土背阳的农民。所以，当时一个农家子参军后，家中立刻媒人盈门，但当他复员回乡后，退婚的女方不在少数。同样，如果他几年后在部队当了干部，毁约退婚的也不在少数。其实多数人也并非提干后看不起村姑，而是“身份制”规定子女的身份必须随母亲，如果践约与农家女结婚，今后子女仍是“农民”，会影响到世世代代。为此，生出了一出又一出悲剧。
农村出身的作家路遥二十几年前的小说《人生》，对农村青年反抗命运安排、最终失败的心理状态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许多农村青年的心灵都受到强烈震动，他们从主人公高加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二十几年前，路遥就敏感地以文学的形式提出了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化这种“身份制”造成的人间悲剧和对人性的扭曲，随着30年中国改革的深化，这种城乡二元化结构已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改革的瓶颈。
这种“城乡二元化”格局是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建国初期，确立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计划经济必然要求对农副产品也“统购统销”，因为只有“统购统销”才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形成“剪刀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6-1957年国务院连续4次发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到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也从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几乎“寸步难行”。
现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有30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自由度虽然比以前有了难以想像的增大，但户籍制却基本没有变化，农民的身份依然难以改变，长期在城里务工仍然是“农民工”，甚至当上老板后其身份仍是“农民企业家”。这种状况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极不相称，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这种城乡二元化造成的。事实说明，扶贫的根本就是给予农民以“国民待遇”。
“身份制”使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大的分配不公，其实是城乡间的分配不公，所谓“三农”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此。目前经济生活中的消费不旺、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收入过低，而启动现实内需市场的根本之途也在于提高农民收入。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城乡差距过大，往往会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划分，把中国人清清楚楚地分割成两个世界，也就是把一个社会的传统和现代这两部分固定化，实质是国家的财富资源向城市高度集中。
这种二元分裂的状况，当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和发展。几年前法国出现的北非移民骚乱，对社会正在转型、正在走向小康的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因为无论就经济发达程度、生活水准、文化水平，还是就社会安定程度、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而言，法国在当今世界均属“上乘”，一直令世人“艳羡”。所以，一向“安定祥和”的法国突然爆发骚动，且程度如此激烈、规模如此之大，确令世人瞠目。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认为，当人们衣食无忧之后，“获得认可”的渴望将极其强烈。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最初之人”在基本的自然欲望方面与动物基本相同，但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除了基本物质要求外还有最低微最基本的非物质要求。由于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存在，所以有被他人、被社会承认的需要。“获得认可的欲望”来自人的精神本能，是精神的自我需要，是一种自我肯定，是自己价值在外部世界的镜像化。历史上的许多冲突并非为了“存在”，而是为了“获得认可”。他明确写道：“民族性不是人的一种自然特征，一个人只有被其他人认可是这个民族时，才具有民族性。”
当移民长期不被主流认可，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时，他们虽然在法律上是这个国家、民族的一员，但并不可能从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上认为自己是这个地方、民族的一员。当意识到不可能被主流社会承认时，尖锐冲突即难避免。一位参与法国骚动的非裔青年说，对他个人而言，骚乱是向政府的“报复”，因为他们感到被社会歧视、侮辱，被国家和政府抛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不是”。因此，几年前英国伦敦爆炸案的主角也是 “生于斯、长于斯”的移民第二代就不难理解了（而第一代移民往往对被这个国家 “收留”还有某种感恩之情）。
二十多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谋生，但又不可能获得流入地的合法身份，其身份只能是“进城务工农民工”。由于体制原因，他们在许多方面不能与所在地居民享有同样待遇，特别是他们的“第二代”不能与流入地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权，而这种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将最为严重。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对家乡的记忆、感情和“新旧对比”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对乡村已经陌生，但从身份上说又不是“城里人”，因此他们将更无归宿感，更感到无家园可依，因此对种种不平等待遇将更加敏感、更加怒气冲冲。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随着他们长大成人，对社会将产生何种的影响确难预料。这是政府和全社会必须及早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
任何社会都会有相对贫困、弱势的阶层存在，但和谐稳定的社会应能创造种种条件，提供各种渠道，使这个阶层中的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看到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对“农民工”，重要的是让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尽快融入所在地，对自己的“新家”有认同感、归宿感，不再是飘来荡去的“无根一代”。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原来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而劳动力能否平等地自由流动，也是市场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后建立，就一定要取消这种“身份制”。
当然，笔者不是空想论者，并不指望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这种社会结构和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能立即根本废除。但“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现在必须正视这个急迫的问题，起码首先从观念上要认识到，公民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废除“城乡二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