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一些追悼和记叙胡适先生的文章在谈到胡适先生临去世前的细节，才懂得什么是“人言人殊”，用现在网络语言表达，一个字：“晕”！■闵良臣 专栏
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去世47周年。胡适是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酒会，在众多的人们面前倒下的。然而，就是这样的“历史细节”，居然记叙得各式各样。仅我所读到的文章，就有数种。就连当时也在现场的一位叫吕实强的先生，在《忆胡适最后的一次讲话》中也这样说道：“由于胡先生就在这次谈话结束后几分钟之内，心脏病发，与世长辞，所以不仅当时在场的人，对这次谈话印象深刻，所有的新闻媒体（指台湾媒体），也几乎都有相当大篇幅的报道。但就我个人所记忆，没有一篇记载得能透显出那天谈话的特色，以及若干感人至深的情节。”
自己曾在一篇随笔的结尾说过这样意思的几句话：历史总是真真实实，虚虚假假，除了想记录真实历史的人们所记难免有不实之处，就是那些想伪造历史的君王诸侯们，不经意间也不免抖搂出一些真实情形。要想掩盖那么多的历史真相，很难。历史完全求真做不到，可整个儿地造假，也是痴心妄想。但当我看到一些追悼和记叙胡适先生的文章在谈到胡适先生临去世前的细节，才懂得什么是“人言人殊”，用现在网络语言表达，一个字：“晕”！特别是他临去世前最后说的一段话，现在有些人认为是违心之言，甚至认为是“反话正说”。
我们知道，胡适的死因是心脏病猝发，而引起心脏病猝发是因他过于激动，这都是不争的。而患有心脏病者，尤忌讳激动。那么，胡适先生因为什么引起过于激动的呢？众多回忆文章都证明，是因为胡适的副手也即副院长李济的讲话。李济在讲话时带有几分悲情：“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
此外，李济在讲话中又特别提到了胡适在几个月前的1961年11月6日所作的那个25分钟的英文讲话：《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篇演讲词经徐阮高译成中文发表后，曾受到包括徐复观、叶青等人的“围剿”。还有一“立法委员”廖维藩，竟在“立法院”对胡适的演讲提出质询。现在李济重提这件令人不快的事，而且还表示，胡适那次讲演中的有些观点，他也不敢苟同。胡适听了颇为不快。在没有人还愿意讲话后，胡适接着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件、小事件。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这些话非常能代表胡适。但如果说胡适真的不生气，却是假的。胡适秘书胡颂平是这样描述的：“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现在想来，倘若胡适就此打住，不再讲下去，不让自己继续激动，或许后来的事也就不会发生。然而，胡适不顾自己的身体，继续讲了下去：“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地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所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现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正说到此时，胡适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不适了，胡适“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之后正要转身和人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临去世前胡适先生讲的一节话，似乎是“反话正说”。当时离雷震冤案判决才过去一年多，胡适先生不会忘记。特别是当他在提起“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时，应该说更容易联想到雷震冤案。可从文字看，仿佛胡适就是在赞美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倘这些话真的就是胡适“心声”，又该作何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