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言安
5年前，劣质奶粉导致170余名幼儿成为“大头娃娃”。
5年过去了，当年活下来的“大头娃娃”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记者回访这些当事的家庭，可以看出，当年的伤痕依旧在刺痛着那些不幸的家庭。
“大头娃娃”上学了
农历初十，太和县桑营镇宋寨村西队的宋振福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步行到距家十里外的镇上，给女儿宋悦悦买书包和文具，因为孩子明天就要开学了。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当年的“大头娃娃”已经在村里的幼儿园学习了半年。
记者见到已经5岁多的悦悦，她的个头有一米左右，眉清目秀。
“你几岁了？”记者问。
她看了记者一眼，没有说话，嘴角不停地嚼着一块糖。
“你叫什么名字？”记者再问，还是没有说话。
爷爷奶奶在一旁不停地提醒她。
“我叫宋悦悦！”她突然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她怯怯地摇了摇头，然后就跑到屋外去了。
女儿终于能进学校了，31岁的宋振福打心眼里高兴。5年前，因为劣质奶粉的伤害，还不到一周岁的女儿悦悦成了“大头娃娃”，尽管后来通过治疗，孩子捡回来一条命，但孩子从小就比同龄的小孩反应慢了很多，他和妻子一度认为孩子是不是真的傻了，直到孩子有一天突然喊出了 “妈妈”，他们欣喜若狂。
“只要会讲话，就说明孩子没傻，话少大概是像我们。”在全村人的眼里，宋振福夫妻是少有的“老实人”，平时只顾闷头干活，很少与人说笑。孩子两岁多的时候还站不起来，三四周岁了还不怎么说话，村里有人在背后议论，认为这孩子还是有点“傻乎乎”的，有小伙伴还曾多次当着悦悦的面喊“傻大头娃娃”。也有邻居建议他们带孩子去医院测测智力，老实巴交的宋振福夫妇并没有太在意。
下午，在太和县三堂镇防疫所主任王斌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当年被媒体称为 “第一个揭开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当事人高政的家。位于高寨村高庄的一个乡间庭院里，记者并没有见到被评为 “2004年十大法治人物”的高政和其儿子小强。
“小强去年就随他父亲在上海上学了，年前回家一次，过年就没有回来。”高政的父亲知晓记者的身份后，有些不太情愿地说。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孩子现在也恢复得很好，我们家高政也不愿意媒体再来说这个事情，怕对孩子的将来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位老人拒绝提供儿子在上海的联系电话，“我儿子这些年受的折腾已经够多了。”
三堂镇防疫所主任王斌则透露，通过三四年时间的不间断追踪随访，加上家人对他的调养，小强四周岁以后，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孩子的水平，但也同样有手指伸不直的后遗症。
根据政府当时的安排，先对小强等一百多名“大头娃娃”进行集中的免费治疗，出院后就转交给孩子出生地的妇幼保健和防疫所进行随访。
王斌介绍说，那个时候基本上两个月不到就要给小强量身高、体重，监测他的生长发育情况。“开始那两年，与同龄孩子相比，情况确实不太好，免疫力低下，动不动就感冒发烧，拉肚子，可折腾坏高政一家人了。”
一出生就遭遇如此巨大灾难的孩子，终于可以和同龄孩子一样走进学堂，这无疑是一件幸事。与宋振福和高政相比，同为人父的阜阳市颍泉区的张军（化名）就没有那么幸运。
张军家的孩子就是当年 “大头娃娃”事件中死去的12个孩子中的一个，由于劣质奶粉导致孩子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最后不治身亡，死时孩子还不到5个月。张军和妻子为此痛苦了很久，妻子甚至因为失去孩子而一度精神分裂。
年初九，记者来到张军家的时候，张已外出打工。他的邻居说，2005年上半年，老张妻子又生了一个，“尽管条件不太好，但孩子吃的都是进口奶粉，怕啊。”后来老张外出打工就把妻子和孩子带在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应该走出阴影来了”。
太和县中医院一位当年接诊的医生告诉记者，5年过去了，当年全县近一百名大头娃娃绝大部分都康复了。但他也承认，最近一两年基本上没有进行随访，这些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否完全达到正常孩童的水平，心里并没底。
伤痕难抚
悦悦的爷爷现在还经常把捆在家里的一摞劣质奶粉的袋子拿出来，倒在自家的院子里，给前来的记者或其他人看，一遍一遍地描述当年为了证明孩子就是“大头娃娃”而四处奔走求助的艰辛。
2003年10月到2004年4月，由宋振福亲自从镇上买回来的两箱子奶粉整整吃了半年。也许是觉得喝空了的奶粉袋能卖钱，孩子奶奶将所有的空奶粉袋子专门收了起来，这一无意的举动，后来成了证明小悦悦是“大头娃娃”的重要证据。
“孩子一百天的时候，我和她爷爷就觉得孩子一点都没长，眼睛看东西半天不动，呆呆的，脸上倒是胖嘟嘟的。”悦悦的奶奶拿着一张虽经过塑但已经非常破旧的照片说。
照片上面写着“一百天”的字样，“我们后来看电视才知道，我们家悦悦的嘴型和那些大头娃娃的一模一样。”奶奶指着照片上悦悦非常明显的倒“V”字型嘴型说。
“大头娃娃”事件爆发以后，政府承诺给受毒害的孩子进行免费治疗。
谁知只免费住了三天后，悦悦就被以“不是大头娃娃”的理由让医院给赶了出来。无奈之下，他们又找到那位报道过悦悦情况的记者，后来在阜阳市人民医院的鉴定下，认定孩子就是劣质奶粉所致的“大头娃娃”，但这家医院还是不认同鉴定，最后只好求助政府热线。在这位记者的帮助下，他们拿到了当时市长刘庆强批示之后，才住进那家定点医院，接受了两个月的免费治疗。
采访中，爷爷奶奶还提醒，这几年来孩子的两只手始终伸不直。悦悦握笔的方式也与他人不一样，伸不直的手指一把抓住笔。
“我没念过书，都觉得她拿笔的姿势难看，这就是留下的后遗症啊！”爷爷强调说。爷爷奶奶对悦悦的手指伸不直一直很担心，也曾经找过当地卫生院的医生看过，医生说可能是缺钙，开了几盒钙片回来让悦悦坚持吃。
“都吃了两个多月了，还是伸不直。”爷爷困惑地说。
2004年6月29日，高政成为第一个代儿子向劣质奶粉销售商提出诉讼的人，索赔各类费用20万元。在2005年4月，高政获得了胜诉，6名被告除了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之外，还被判赔偿其各种损失计6.1万元。
这场打赢了的官司，并没有让高政有多轻松，其实在此之前，高政夫妇曾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已经花去了5万元的费用，加上维权中取证、上访、打点、路费等几万元，那一年他的总支出近10万元。曾经在外 “跑江湖”多年，高政有一个生活富足的小康之家，但一年的时间下来，一下沦落为负债数万元的困难家庭。
问责官员复职风波
“大头娃娃”事件最后以当事销售商被追究刑事责任和14名当事官员被问责而宣告结束。去年年底新华网的一篇关于这些当年被问责的官员“重获要职”的报道，再次在全国和阜阳当地掀起了一场声讨风波。
据报道，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一年多后，调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已调往安徽省的另一个地级市工商局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后转调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调研员，随后又转任副局长。
其实早在2004年，就有媒体对时任太和县工商局局长徐学顺的 “假罢免，欺骗国务院调查组”一事进行了揭露，随后，徐被撤职。
阜阳本地的市民则通过网络对此表达了质疑，“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影响如此恶劣，死亡和致残孩子的伤口尚未平复，为什么相关责任人都能全身而退，另谋高就？”
阜阳市工商局的市场规范管理科的一位官员承认，“大头娃娃”事件之后，各当事部门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阜阳对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还专门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亲自负责的药品食品协调委员会，致力于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强化日常市场监管。
儿童营养危机
在农村工作10多年的太和县三堂镇防疫所主任王斌承认，奶粉育儿一直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喂养方式，但5年前的“大头娃娃”和去年的“三聚氰胺”，彻底改变了当地农民的“育儿经”。
悦悦邻居丁涛出生的时候，“大头娃娃”事件刚刚平息。虽然家境并不是很好，丁涛一出生，家人硬是咬着牙，专门给孩子买高档奶粉喂养。
2008年，奶粉含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让曾经深受劣质奶粉毒害的阜阳人再次陷入了“育儿”迷茫中。阜阳市妇幼保健院的一位儿保医生透露，两次奶粉事件的打击，让当地人对奶粉的不信任急剧加深。
“很多孕期妇女在产前就到处打听偏方，或以加强营养等办法催乳了，希望孩子出生后能直接母乳喂养。这倒是我们借机宣传母乳喂养的好时机。”这位儿保医生说，“一直以来，农村妇女多半外出打工，母乳喂养的时间极短，孩子全靠奶粉喂养。而农村老人一般都不认识字，连基本的选购知识都没有，难免被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
太和县中医院的一位儿科大夫则提出一个现实的担忧，就越来越多的“山寨食品”开始流向没有太多辨别力的农村市场，如“山寨”方便面、蛋糕、面包、花生米以及火腿肠等在农村的小商店随处可见，这些食品的牌子多半是仿冒一些名牌产品，食品质量、销售渠道都得不到保证，却又是农村儿童颇为喜爱的食品。这些长期得不到管理的“山寨食品”，几年后是否会再次引发新的危机？
对此，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认为，不能就此断定会出现新的儿童营养危机。现在那些“山寨食品”只是儿童的零食，不是主要营养来源，因此风险会小一些，“但这些年食品事件的教训提醒市场监管者，一定要切实加大监管力度，真正维护食品市场尤其是关乎儿童健康和营养的食品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