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小孺
胡友松 口述 刘澍 整理
德公向我求婚
我照例进了客厅，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李宗仁。想不到这一次却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只见李宗仁快步迎上前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当时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第二次见面时他在书房里让我毫无防备地吻了我一下，已经叫我感到非常吃惊了，想不到这一次他会向我主动求婚。此时此刻，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本来从当初所说的机要秘书悄悄转化成了保健秘书，已经叫我不太理解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会突然当面向我提出了想和我结婚的请求！这该是多么荒诞的话题呀！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才27岁，而这位大人物却是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真的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我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凭空掉下一个大馅饼的好事。因为我对像李宗仁这样的大人物毕竟还是充满了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怀的，通过张成仁能够认识他总归是一件荣幸的好事情。但对于李宗仁突如其来的求婚，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残存的一丝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对他一口回绝，这样太伤他的面子，或许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我又绝对不会去点头认可，因为这是我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大事情。看着一脸诚恳的李宗仁，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我想，当时李宗仁在很冒昧地向我求婚时，他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毕竟这样冒失地脱口而出，也一定是感到很紧张的。当他听到我这一说，没有马上回绝，自然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只见他似乎夸张地松了一口气，嘴里一连声地说着“可以，可以……”
慎重考虑之后，我答应了
我对于这样的婚姻大事，自然是不敢怠慢。回到宿舍之后，我的心里依然是乱麻一团。我真是矛盾极了。那天晚上，我是彻夜未眠。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目前自己不如意的工作，想到今后自己的前途，想到如何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我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可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49岁的老头子那该如何是好？可是，这个老头子却又并非等闲之辈，自己如若是跟了他，那下半辈子的命运将毫无疑问地重新改写了！虽然李宗仁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但他总不能一直沉陷在丧妻之痛的悲哀中不能自拔，他有权利在有生之年选择一份属于他自己所享有的爱！……李宗仁的确是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现在赶上老年丧偶，日常生活没人照料，他是需要一个妻子来尽这份责任的呀！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心事重重，真正尝到了失眠的痛苦。脑子里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时间难以理清思路。半夜里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刚打了一个盹，突然脑子里闪现出一个人来，那就是张成仁。是啊！这个时候，应该去问问他才对呀！既然李宗仁公开主动地向我求婚，我想肯定是他们事先预谋好的，我真想半夜就去找他说个明白。
天一亮，我一上班就准备给张成仁打电话，约他出来当面谈一谈。正在这时，李宗仁派来司机来接我了。电话也没有打成，我就又身不由己地第六次来到了李公馆。
这一次，我见到李宗仁，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反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只见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倒也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没有说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眼睛正视着李宗仁，只见他是一脸的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了我，还轻轻地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不寻常的新婚时光
婚礼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通知。他们说由于周总理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在婚礼的当天没有来得及参加德公（编者按：李宗仁字德邻，“德公”是对他的尊称）和我的婚礼，但他一直牵挂这件事情，对此，特别向德公夫妇作出解释并表示歉意。两天后，周总理再次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专门为德公和我安排好车辆，前往著名旅游胜地北戴河度蜜月。
来到北戴河的当天，我和德公被安排住在北区的法式别墅里。第二天，德公就兴致勃勃地带着我来到海边散步，到了中午，还在兴头上的德公，又跑到海边去下海游泳。我是第一次来到北方的海边，也不会游泳，自然不敢下海去游，但却很喜欢水，只是在岸边来回走着，让海浪一波波来击打着我的脚面。德公戏称我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在北戴河度蜜月期间，我们还被安排去了一趟山海关。在这个古老壮观的城楼下，德公深情地瞅着“天下第一关”的牌匾，在嘴里默默地念着。我想，这里恐怕又勾起了他对当年台儿庄战役的回忆，联想起那血肉长城的雄浑与悲壮。当我们在山海关下信步游玩的时候，有的游人发现了我们这一老一少的真实身份，于是，他们纷纷围拢过来，向我们问候。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唯恐会发生什么事情，叫司机赶紧把车开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赶紧上车离开。
我们在北戴河住了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就打道回府。回到北京，我和德公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真是惊呆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太不明白了。只见满街的大字报，满街游行的人，满街都是红旗，满街都是大喇叭的高叫。接着，我们通过报纸一看，才明白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从首都北京开始掀起来了。
德公自从回到李公馆以后，就不得不整天足不出户了。好在有我陪伴在他的身边，老人是最怕孤单和寂寞的。德公每天除了有时看看海内外的来信之外，其余的大多数时间，要么是翻看一下唐德刚曾经为他撰写的回忆录，要么看看全国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此外就是给我讲一些他的往事。尽管只是零星的片段，有时候东拉西扯的没有连贯的年代，但我还是充满兴趣地听下去了。人往往到了一定的年龄，总爱回忆自己过去的事情，或是引以为荣的，或是亲身经历的，或是终身遗憾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怀旧情结”。
德公对于和我结婚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