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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派记者 魏华兵 发自四川绵阳
1月9日上午，在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后，48岁的姚远成回到家乡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中新镇一村。在上海做建筑工将近一年，他带回了12000多元的收入。
让姚远成没有想到的是，在家乡做“小工”的工资并不比上海低，一天也有50-60元。他初步计划，今年开春之后，不再回上海打工。
姚远成是1.7万名在沪务工的四川三台籍农民工中的一个。据当地政府部门统计，截至1月7日，在该县33.6万名外出务工者中，已有5.4万人返乡，其中受金融风暴影响企业倒闭或减员而返乡的约有1.2万人，占到返乡农民工的23%。
三台是四川省劳务输出大县，常年有36.2万人在外务工，这一数字接近此次地震重灾区绵阳市北川县和平武县的人数总和。在该县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最多，达到11万人。
劳务产业也是三台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2008年，该县劳务总收入达到25.8亿元。据政府部门人士介绍，该县农业人口123万，人均耕地0.8亩，人多地少，劳务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4％。
受钢筋、水泥、红砖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当地农村新建一幢200-300平方米两层住宅的造价已经高达10多万甚至近20万元。
政府管理部门担心，即使农民造好了房子，也会留下巨大的账务负担，如果外出务工的收入渠道枯竭，将可能激发各种不安定的因素。
面对越来越多的回家乡亲，自2008年9月起，三台县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研分析，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帮助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创业。
三台县成立了由一名常务副县长担任组长的返乡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预警机制，每周定期报告返乡农民工情况及其参保情况，每月定期报告返乡农民工就业意愿培训等情况。
早报记者了解到，对返乡农民工的安置、培训等情况已经纳入当地各乡镇负责人的政绩考核，在总分为100分的考核体系中，关于返乡农民工的部分占到5分。
三台县相关部门还将对10万名返乡农民工进行就业引导性培训，实施岗位储备，并通过北京、上海、广州等五地的办事处，掌握当地的就业信息，最终由政府出面定向输出劳务人员。此外，当地还举行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让当地大型企业等吸收部分有专业技能的返乡农民工。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地区不同，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在灾后重建高潮的驱动下，三台当地建筑工出现短缺现象，技术工（“大工”）的价格达到150元/天，临时工（“小工”）的价格也达到50-60元/天，建筑工工资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沿海发达地区。
截至1月7日，在5万多名返乡人员中有3.5万人已经参与到了灾后重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一起返乡农民工上访闹事的事件。”三台县一名政府官员说， 8万户农房重建的总用工需求达到3000万个，还有大量的房屋需要维修，并通过大力发展种养业，鼓励自主创业，今后相当大的一部分返乡农民工有望就近就业，无需背井离乡。
返乡票加价200元
1月5日晚上，在领到辛苦一年的工资后，姚远成有些睡不着，心里想着两件事：12000多元工钱怎么带回家；回家的火车票买不买得到。
今年48岁的姚远成已有了白发。2008年2月，在家中过完春节后不久，他随老乡从四川绵阳市三台县来到上海浦东做建筑工。工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杨高中路2471号，楼盘是上海知名的仁恒河滨城三期（“仁恒河滨城·北岸”）项目。他的身份是“电工学徒”，主要是帮正式的电工布线。
在上海打工一年期间，尽管四川老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家里的老房子倒了一间，新建的两层楼房也不能住了，但姚远成没有请假回家。在上海做工，日工资是55元，每个月只能领到几百元的生活费，但剩余的工资要到年底才能结清。
上海至三台相距2300公里，返乡乘火车最安全。一位在上海龙阳路地铁站附近开摩托车的四川老乡说，1月5日凌晨6时开始在火车站排队买票，已经买不到15日的票。他听了非常着急，毕竟在上海多呆一天就要多一天的开销。
1月6日，姚远成和“师傅”商量，决定先到邮局把工钱寄回家，身上只留700多元的车票钱和零用钱。师傅姓徐，和姚远成同村，实际上只有30多岁，但他是正式的电工，属于“大工”（技术工），工资比老姚高得多。
一名老乡提议集体坐汽车回去，但上海至四川中途要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四个省，遇到高山下雨下雪，汽车不是特别安全，而且汽车卧铺票已经卖到500元，价格不低。
最后大家还是托一名四川老乡买到了火车票，一张K696次上海至绵阳的硬座票价是245元，老乡收445元，这一价格相当于这趟火车的硬卧价格，但姚远成说：“这么冷的天，排了一个晚上才买到的票，多收200元也是应该的。”
姚远成拿到火车票后，在街边的话吧里给妻子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告知了到家的大致时间。妻子说，人安全回来了就好，什么都不用买。
火车站原来并不拥挤
1月7日，农历腊月十二，春运还未正式开始，这一天距离除夕还有18天，姚远成起程返乡。
中午12时多，姚远成背着一只大背包，提着一只白色的乳胶漆塑料桶离开了工地宿舍。他没有把被子被褥带上，这些物件也是刚来上海时从外面捡回来的。工地宿舍是两层简易房，每间房约10平方米，放了6张高低床，住了12个人，“冬天刮风的时候有些冷”。
去公交车站需要从罗山路立交桥下穿过。当他们经过立交桥下时，在寒风中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依然热情地向这些回家的外乡人兜售手中色彩斑斓的碟片。在工地做工期间娱乐很少，晚上也没有电视看——只有少数夫妻在工地外租了房子，才有电视。下班“摆龙门阵”（聊天）的时候，有人会买回一瓶酒，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烧烧烟”，这样的时光对于姚远成来说是最舒服的。
早在几天前，姚远成就已经打听清楚，从工地乘坐584路公交车可以直达上海火车站，票价是3元。在博山东路584路公交车站（泾东新村站）等车的片刻，他抽空到家得利超市买了一袋2元钱的花生米，还有四饼6.90元的散装麻辣牛肉方便面以及一瓶饮料。
姚远成对这家超市比较熟悉，以前晚上下班后，他和工友偶尔会到这里买些剩下的打折蔬菜。“上海的菜比四川贵多了，在老家一斤菠菜四五毛，这里要两三块。” 在来上海之前，姚远成在三台的小饭店做过厨师，来上海后也时常做饭。
那天584公交车一路顺畅，在经过陆家嘴时，老乡提醒他，窗外就是上海最高的楼房。他想抬头看看大楼的顶端，却看不到。来上海一年，姚远成没有坐过地铁，没有去过外滩，也没有去看过“东方明珠”电视塔。
其实，在偶尔有空的时候，姚远成坐在仁恒河滨城的新楼里，抬头向西看，就可以看到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顶端尖尖的像古代皇帝的帽子，环球金融中心顶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空洞。
“工地很忙，刮风下雨、周六周日都有活干，没有时间‘耍’。”2008年6月，他的腰痛得直不起来，不得不请假到医院看病。虽然拍了片子，但医生说片子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可能是长时间弯腰用力所致。这次看病花了360多元，加上来回打车将近400元，他找老板报销，但老板说这不是工伤不报销。
大约一小时后，姚远成乘坐的584路公交车到达终点站上海火车站。这时距离春运正式开始还有4天。火车站的人似乎并不多，从南广场铁栏杆入口指示牌进去，再过安检，乘电梯到达二楼最北端的K696所在的第八候车室，前后只需要十几分钟。
候车室的椅子都坐满了人，姚远成和老乡等了几十分钟，K696次列车就开始检票。坐成两排的人都站了起来，不用自己走，后面就有人推着往前，检票员拿着票剪完缺口，有人就开始跑了起来。行李不是很多但重量不轻，姚远成只能快步走，他很快就在11号车厢找到自己的座位。令他奇怪的是，11号车厢挤得满满当当，但有的车厢似乎还没有坐满。老乡说，那些空座位是为后面的几个站预留的座位。
异乡“找钱”太不容易
1月7日下午，早报记者和姚远成都乘上了上海至成都的K696次列车，不过他在11号车厢，记者在5号车厢。在火车上，特别是硬座车厢，晚上是最难熬。K696次列车下午2时45分从上海火车站出发，第三天凌晨4时22分到达绵阳火车站，中间有两个晚上。
车厢里人很拥挤，空气中散发着特殊的味道。K696一路经过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地，尽管最多停留了4分钟，但上来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甚至上厕所都有些困难。姚远成在车上的大部分时间在睡觉，甚至喝水也不多，免得上厕所。到了第二天傍晚，随身带的散装方便面吃完了，他买了一碗5元的米粉。
坐硬座37个小时，很少有人能完全睡好，大家互相交流着在外打工的情况，似乎多是“异乡挣钱不容易”的消息。一名在上海郊区一家家纺城上班的巴中女孩说，她在上海的工资不高，但是租房和乘车的费用太高，这次回家后打算在成都找工作。“在成都找一份1000多元的工作应该不难。”她认为。
一名自贡的中年妇女到上海照顾孙子有3个月，上海让她很不习惯，“小菜比家里贵得多”。她的儿子一家三口在上海闵行区颛桥与人合租了一套房子，每家承担450元租金，“实在是太贵了，也没有地方好好睡，还是家里好。”
说到房租贵房价高，姚远成可能不知道，他打工所在的上海仁恒河滨城三期，一平方米的精装修房卖到3.8万元左右，他辛苦一年所赚的钱大概只能买屁股大一块面积。
一名姓苏的绵阳老乡说，现在大学生不好找工作，听说很多企业停工了，估计明年出来找工作也不容易。“现在读大学也没啥用，当老板的都是读书不多的，况且读完书照样也找不到工作。”
他说，老家的邻居经济特别困难，对自己女儿的学习成绩要求特别高，结果在2008年7月高考前，女儿跳水自尽，在跳水前还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岸边。“读完大学照样也找不到好工作，把孩子逼成这样多不值啊。”
“现在找事做不容易，老板看得起你，才给你活干。” 在仅有小学文化的姚远成看来，能在大城市“找钱”更是不容易，况且一个月的工资有1500元左右。
在三台老家，姚远成的一名亲戚与人合租一辆人力三轮车，每个月蹬15天，最高收入也只有1000多元。姚远成是一家的顶梁柱，离开四川在外打工两年，月收入基本是1000多元，这次到仁恒河滨城做工还是“靠关系进去的”。
他的妻子今年44岁，一个人在家照看房子，自己种菜种粮自己吃，没有收入。他们还有一双儿女，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从部队转业后也去了新疆打工。
22岁的儿子2008年一年都在外，但从来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这让姚远成非常担心。“他在家不爱开腔，也不‘摆龙门阵’，什么事情也不和我们说，我们问多了他还发脾气。”
耕地太少养不活人
1月9日回到家后，姚远成将一间倒掉的老房子重新收拾了一下，把散落的砖头重新码好。11日一大早，姚远成借了辆三轮车，赶到十几里外的姐姐家帮忙盖房子，家里只有妻子一人忙着灌香肠。当天中午，得知早报记者来到他家，姚远成在电话里告诉妻子，要把记者留下来吃饭，他吃完午饭后也会马上回来。
这是早报记者第一次在姚远成家中吃饭——菜是一碗莴笋炒肉、一碗萝卜片炒肉，主食是米饭。姚远成的妻子言语不多，对早报记者说什么似乎也听得不太懂。吃饭时，只听到她轻声说，“怕你吃不惯我们这边的菜，我一点海椒都没有发……萝卜片炒糊了……”莴笋、萝卜都是姚远成的妻子自己种的，猪也是自家养的，而且还是姚远成回家的第二天杀的。
两碗菜的油水特别多，但感觉并不肥腻。饭吃到一半，姚远成的妻子说，“你吃的米是救灾米。地震过后，政府给了我们一家四口人发了10斤米，这是最后一点。另外还发了4两油、10袋方便面，还有几十斤灰面（面粉）。”
早报记者这才知道，在姚远成家，因为稻田太少，很少吃大米。前些年，造省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现在他们一家按照4口人算，稻田总共也不到一分，加上山坡地也只有一亩多耕地。“如果都在家（不完出打工），粮食都要买着吃。”
事实上，尽管三台县属于农业大县，种植水稻、小麦、红薯、油菜等，但是该县人多地少，在148万人口中有123万农村人口，人均耕地仅有0.8亩，仅仅依靠土地难以致富甚至是只能维持生计。
农村两层楼造价近20万
吃完午饭，早报记者提出到村里转一转看一看，姚远成的妻子立即反对说，“你到这里来是生人，年底贼娃子多，人家会怀疑你的。”在这个村里，几乎每家都养狗，地震过后，很多房子受损，据说有人夜里潜入农民家中盗窃。
姚远成家的老房子是土坯房，一间堂屋两小间卧房，屋后是厨房，卧房一侧是柴房，屋外的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另外还有一间单独的牛棚。20多年前，姚远成就是在这座土坯房里结婚的，这次地震让这所房裂了几道缝。“幸好整个地基是在块大石板上，人住的房子受影响不大。”姚远成的妻子说。
这所老房子不高，门窗都比较小，在冬日里屋内显得有些昏暗。堂屋后面是一堵岩壁，灶台就搭在岩壁边，不时有水从岩石上渗出来，感觉湿冷。
其实，姚远成在公三射公路边建了一幢两层楼的新房，但还没有等到住进去就发生了地震。“现在一下雨，房子就漏水，人不敢住进去。”
姚远成的家在三台县来说，这只是小小的个案。三台县位于绵阳市区南面，北川县和平武县在绵阳市区的北面，就地震破坏程度而言，三台不及北川县、平武县严重。但据三台县社保中心副主任刘勋介绍，地震过后，三台县有8万户农房需要重建，另外还有大量的房屋需要维修。
在三台县农村的很多公路边，经常可以见到正在修建中的房子，这也许是地震过后最明显的特征。姚远成所在的中新镇位于三台县城东南侧，两地相距十余公里，在三台63个乡镇中，中新镇的交通属于比较便利的，一条省级公路三（台）射（洪）从镇上穿过，公路边在建着新房。
根据有关政策，地震灾区农民新建住宅，可以得到2万-2.6万元的房屋重建补贴，不过这笔钱必须是房屋建到一定阶段后才能领到。
最近大半年，三台县的建筑材料价格飙升，一块红砖的价格从地震前的0.24元-0.26元一块飙升至最高0.50元一块，几乎涨了一倍，最近虽然略有回落，但依然维持在每块砖0.40元以上。此外，钢筋的价格是每吨3600元至3700元，水泥的价格是每吨570元，砂子的价格是每车（约1.5吨）600元，与地震前相比均有大幅度提高。
加上人工费用，灾区农民重建一幢两层住宅，在各种建筑原材料飙升至最高时，房屋的总造价达到近20万元，目前的价格也在10多万元。
与此形成鲜明映照的是，房地产业是该县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三射公路边，看到最多的是通讯资费广告和房地产广告，而“现浇”的商品房抗震能力更好，这两个字被冠以巨大的字号刷在县城公路边。据了解，三台县县城的商品房价格达到2000元/平方米左右，城区边的商品房价也达到1500元/平方米左右。
明年不再外出打工
11日下午4时多，姚远成终于回到家中，此时他微微带了点酒意，但仍能将三轮车从十几公里外骑回家。在当地，到别人家建房帮工，除了要管早饭和中饭外，中午一顿的菜必须见荤，而且要有酒水招待。按照当地农民的解释，喝酒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乏”。“上海卖一两百块钱的酒，不会比我们自家酿的酒好喝。”
此时的姚远成脸红彤彤的，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冷的原因，还是喝酒的原因。他穿着一套保安服，这套衣服是他女儿送的，脚上是一双绿胶鞋是他儿子退伍后带回家的。
一见到记者，姚远成热情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包烟，从中抽出一根递过来。这包烟是上海产的“大前门”。在上海打工期间，姚远成和工友偶尔也会在下班时喝点酒抽抽烟，酒是4.5元一瓶的双沟酒，烟是2.2元一包的“大前门”。
在上海的小工价是55元一天，如果每天都工作，一个月的工资约1500元，每个月的生活费是300元至600元。姚远成这次回家后，不打算再出远门了，因为当地的工钱也“相当高了”。2008年刚过完春节，三台县的小工的价格是每天30-40元，地震过后已经涨到50-60元；大工（泥瓦匠和木工等）的价格也由每天90-100元涨至每天150元。
在家仅仅三天，姚远成就已经听说，在上海奉贤区南桥镇做木工的亲戚刘明学2个多月前也回家了。刘明学的家在三台县潼川镇慕禹一村六组，地震让他们家的土坯房全部倒塌了，为了建新房，他的父亲把家里的牛和猪都卖了，如今房子建了一层，但工钱已经开掉1万多元。尽管刘明学在上海的月工资有3000元左右，父母还是让他回家自己建房。32岁的刘明学的1995年就到上海打工，至今没有结婚。他说，“我们在外面打工挣钱，也就是为了回家盖新房娶老婆。”
回到家这些天，姚远成盼望的只是一直没有归家一直没有消息的儿子。至于来年，这名温厚乐观的四川人说，没有什么担心的，钱总是可以慢慢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