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的解放 人民的胜利——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的设立而欢呼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 王小彬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1959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改组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兴起。由此拉开了一场举世瞩目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西藏百万农奴从此翻身得解放。
“命价为草绳一根”
一些外国人常常把过去的西藏比做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Ｊａｍｅｓ Ｈｉｌｔｏｎ）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中的香格里拉，似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他们难于想象西藏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处于与欧洲中世纪相类似的封建农奴社会，并保留着较多奴隶制残余的特征。如劳役地租为主、人身占有、蓄养家奴等。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却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农奴和奴隶分为差巴、堆穷、朗生等三个阶层。前两者属于农奴，后者属于奴隶。差巴，种差地的农奴。他们从领主那里领种一份土地，人身依附在差地上。农奴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也被人头税这根锁链拴住，不得成为无主的自由人，不能随便离开领主，还要给领主支差，负担各种劳役和差役。堆穷，意为“小户”，是社会地位比差巴更低，生活比差巴更苦的农奴。朗生，意为“家里养的”，实际上是奴隶。他们没有任何生活资料和人身权利，完全无偿地给农奴主干活。农奴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私有财产一样赠送、转让、抵押或出卖。朗生的子女皆为朗生，世代为奴。有的甚至被转让、出卖过多次。男女农奴结婚，事先要取得双方领主的同意。有的要交赎身费，转为另一方领主的农奴。有的由对方领主交换一个农奴。有的男女双方原领属关系不变，婚后生的男孩归男方领主，女孩归女方领主。1943年，大贵族赤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成。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另外，他还把400名农奴转给功德林寺，抵3000品藏银债。
旧西藏的差是一个包括徭役、赋税、地租等在内的差税总称。除了差役之外，还有几十种上百种各种名目的苛税。高利贷是西藏三大领主剥削农奴的重要手段，借钱的利息是10％、20％甚至30％，借粮的利息是借四还五或借五还六。农奴的债务有子孙债和连保债。子孙债，几辈人也还不清。连保债是一户借债，数户作保。墨竹工卡农奴次仁公布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粮食，还利息还了18年，他父亲接着还了40年，他接过父亲又还了19年，总共还欠3000多克粮食，可是领主说他们还欠10万克。有的子孙债已经还了120多年的历史，还是代代还不清。根据调查，民主改革前西藏有80－90％的农奴欠债，其中有30－40％的户欠是子孙债。
旧西藏的法典，把人分为三等九级。下等人触犯了上等人就要处以刑罚。法典还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命价也有高低不同”，上等上级的人的命价为与尸体等量的黄金，下等下级的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达赖喇嘛也不能尊奉“普渡众生”的宗旨，竭力维护三大领主的私欲，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歧视。西藏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份《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1953年，堆龙德庆县一个铁匠的后裔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身边做事。当达赖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人后立即将其赶走。就是在宗教节日和活动中，达赖喇嘛对朝拜者的祝福也是等级分明。对大官吏、大贵族用双手摸顶，对中等官员只用一只手摸顶，对小贵族用两根手指，对平民百姓只用一条牛尾巴制成的拂尘，或用一条丝穗在头上拂扫一下，甚至是用一根木条系一红丝带，由朝拜者排队按顺序弯腰用头部去碰一下，也就算是摸顶接受了赐福。
在拉萨一些犯人戴着木枷、脚镣、手铐沿街要饭，有的犯人被送到边远地方流放，有的则被处以挖眼睛、割鼻子、剁脚等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五世达赖喇嘛曾下过一道指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经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命令后来多次被当权者重申。再看一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的上世纪50年代初负责达赖宗教事务的官员给热不典头目的信件：“为了给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张，望立即送来。”这就是那些流亡的西藏农奴主所鼓吹的“最神圣、最美妙的制度”；这就是一些不了解真相的外国人所想象的最后一个“香格里拉”。
“翻身了，翻身了”
1959年3月28日，是西藏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之后，各级封建农奴主政权被推翻，人民民主政权逐步建立，藏族群众喜获政治上的解放。民主改革过程中，翻身农奴祖祖辈辈第一次得到土地等生产资料后欢天喜地的情景永远载入了史册：“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工作基本完成后，许多地方把颁发土地证和庆祝胜利结合起来，举行了热烈隆重的群众大会。有的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当熊熊的烈火烧掉地契、债约，翻身农奴围着火堆集体高歌跳起欢乐的舞蹈时，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随后，有的跑到自己分到的地里，抓起泥土闻了又闻，并像过节撒糌粑一样把土撒向天空，高喊“翻身了，翻身了！”有的人高兴地在分得的土地上打滚。有的对着自家牛亲上一口，然后牵着属于自己的耕牛、奶牛，唱跳着在自己地里转来转去。有的竟不怕潮湿，不顾凹凸不平，晚上坦然地睡到新分的地里。
广泛的政治参与是衡量当代西藏民主政治发展水平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尺度。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人民的政治参与从无到有，从低水平的动员式参与到高水平的自主式参与，从参政形式的单一性到多样性，从参政动机的低效能到高效能，这意味着西藏人民已经转变为具有自主性的现代政治人，西藏政治已经发展为具有广泛参与性的现代民主政治。著名的摄影家陈宗烈回忆上世纪50年代在西藏报社工作的一个勤杂工阿旺的故事非常典型：“阿旺为藏文编辑部送开水、扫地，见了江乐金等人进来时，他一改神态，立即低头旁立，弯腰吐舌。贵族们和他说一句话，他就应一声‘拉索’（意为‘是’），并称呼他们叫‘贡俄’（老爷）。离开时要倒退着走，到门口方敢转身出屋。我说，你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从农奴中解放出来啦，已是国家的主人啦。虽然还未改革，但在机关内部，贵族和平民在一起共事，人格都是平等的，应该挺起胸来工作。阿旺说，农奴当久了，见了贵族，总是心有余悸，‘奴性’在作怪哩，今后我要用心改变自己。”
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积极行使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选举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以2002年为例，在西藏的自治区、地（市）、县、乡（镇）四级换届选举中，全区有93．09％的选民参加了县级直接选举，有些地方选民参选率达到100％。在选举出的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所占的比例，在自治区和地市两级达80％以上，在县、乡（镇）两级达90％以上。
自1959年以来，5任自治区政协主席均由藏族公民担任。目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占87．5％；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69．8％；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53．3％；在自治区政协常委和委员中占85％以上。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占77．97％，分别在三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干部总数中占69．82％和82．25％。
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大批藏族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一些爱国进步的原上层人士也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如：吉普·平措次登过去是西藏的贵族，曾当过江孜宗的宗本（相当于县长），后来当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而昔日他家的农奴拉巴平措，也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总干事。他们两人过去地位悬殊，后来平等共事。这在旧西藏是根本不可能的。西藏确实发生过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不过，是发生在民主改革以前，而不是现在。废除封建特权绝不是侵犯人权，而恰恰是为了实现和维护西藏人民的人权。
今日小康生活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后来的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拉鲁·次旺多吉考察了拉萨群众生活后说，“现在拉萨有1／4的家庭生活超过了我当年做宗本（县长）时的水平。”民主改革50年来，过去一贫如洗的农牧奴的生活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群众称赞今天的日子是祖祖辈辈盼望的“格巴桑波”（意为“太平盛世”）。
经济上的解放是西藏人民获得人身自由的基础。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由于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封建农奴社会下的农奴主和农奴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农奴主阶级被打倒以后，从这个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反帝爱国、拥护民主改革的民族宗教上层爱国人士成为西藏人民的一部分。旧社会的农奴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同盟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逐步培养出一大批忠于党、热爱自己祖国、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知识新型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工人队伍。他们参政议政，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日益显示出他们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彰显了经济上的自我解放。
50年来，西藏自治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自主权利，先后制定和实施了10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50年来，在中央的关怀、全国的支援下，西藏的基础设施条件得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前两年新华社记者在阿里革吉县盐湖乡采访了好几位从帐篷里走出的百万富翁。其中61岁的曲旺，在上世纪80年代末用卖掉30只羊2匹马所得的5000元为本，做日常小百货生意，渐渐越做越大，到记者采访时已有2辆东风大卡车、1辆客货两用吉普车，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2007年全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大关，人均ＧＤＰ超过12000元，地方财政收入突破20亿元。西藏的发展，无论从统计数据还是民众的实际生活，都清楚地表明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西藏人民。据调查，在“一江两河”中部流域，一些农户家庭存有一至三年的余粮。山南凯松村曾是原噶厦官员索康的庄园，现在这里的200户农民拥有123辆拖拉机和汽车，仅朗顿珠索家就有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各种农业机械一应俱全。朗顿珠索说：“我家有17亩地，过去用二牛抬杆犁地，10天也耕不完，现在用机器，只需1天半的时间”。在这个村子里，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有些房子甚至比过去庄园主的房子更大更漂亮。
过去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文盲率高达95％，入学率只有2％。经过50多年的努力，现在已形成包括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全方位、门类齐全的结构教育。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位博士的出现让人们感到欣喜不已，而现在许多硕士博士活跃在西藏的各条战线上。仅西藏气象局就先后培养了11位硕士和5位博士。
西藏的交通业发展，也使当地人们获得最大的利益。目前已建成以拉萨为中心，以青藏、川藏、新藏、滇藏和中尼公路为骨架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公路里程达到4．48万公里。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公路，80％以上的乡通公路。这不仅加快了西藏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的出行方便了。马年转神山、羊年转神湖，各地信徒坐着汽车来到冈仁布钦神山和纳木错神湖，了却终身心愿。一位旅居国外的迪庆籍藏胞第一次回国探亲，谈起他的拉萨朝圣之旅感慨万千：“过去我去拉萨朝圣，风餐露宿，徒步走了75天，而今坐上迪庆到拉萨的航班，一个小时左右就到，好像是做梦。”
西藏有句谚语：“尽管乌鸦在叫，骏马照样奔跑！”。伟大的民主改革，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使西藏社会跨越几个世纪一跃而成为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劳动人民获得了政治经济解放。民主改革50年以来，西藏跨越的每一步是那么坚定有力，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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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将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新华社拉萨1月19日电（记者尕玛多吉、拉巴次仁、白旭）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19日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宣布，与会的382名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
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改变，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
昔日农奴话说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藏南乃东县昌珠镇凯松居委会是“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50年前的春天，凯松庄园的400多个农奴自发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百万农奴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从这个小小的村落拉开了序幕。
“政府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我们这些在旧社会受过苦的人非常高兴。现在经历过旧社会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凯松居委会巴杰大妈说，她的父母都是农奴，1953年，她出生在牛棚里。从出生到民主改革，巴杰过了6年的农奴生活，儿时的那段苦难至今让大妈刻骨铭心。
西藏各界人士坚决拥护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新华社拉萨1月20日电（记者拉巴次仁、尕玛多吉）西藏自治区人大19日正式通过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议，对此，西藏各族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将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非常重要，我们要让纪念日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议程，加大对青少年的教育力度，让他们懂得西藏的过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洛扎县委书记嘎玛旦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