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的成功首先是书名修辞学的成功。“战败”本为屈辱伤心事，然而却被“拥抱”了。总体性的、抽象的“战败” 如何与个人性的、具体的“拥抱”行为发生关联？“拥抱”的主体是谁？“拥抱战败”何以成为可能？由对这些问题的阐释，约翰·W·道尔展开了其独特的战后日本论。《拥抱战败》框架宏大、视野开阔、内容丰富，我在此讨论的主要是与“拥抱”一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关系的性别化（即历史的性别化），二是“人民大众”成为重要的着眼点。
二战结束美国占领日本，即愉快地“拥抱”了战败的日本，同时“拥抱”了日本的战败。这种“拥抱”自然有多种表象——如《拥抱战败》收录的某些资料图片。研究一下这些图片会发现，美国大兵对日本女性的拥抱成为美国拥抱日本之“战败”的重要形式之一。日本女招待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成员的合影是一张经典性的照片（中译本101页），照片上三位身着盛装和服的日本姑娘均被美国军人搂抱。这幅照片见于多种历史书刊，为人们熟知，但约翰·W·道尔显然是将其作为历史符号来使用的。通过这个符号，国家关系被隐喻为性别关系，并使“拥抱”成为可能。与该照片直接相关的，是远藤健郎的那幅漫画（105页）∶一位拄着拐杖、骨瘦如柴、衣衫不整的日本老兵，在街头遇到一位高大健壮、胳膊上挽着日本女子的美国兵。漫画的标题很长，曰∶“自从几年前这两位在瓜达尔卡那尔岛碰面以来，世事变化真是太大了。”那是一个“引诱日本女人很容易，只要巧克力和口香糖”（383页）的极度贫困年代，许多日本男性看到女同胞投入占领者的怀抱，品味了男性的压抑与苦闷。此外，日本女子站在跑道边欢迎美军飞机的照片（209页），日本女子在码头为美国军舰跳舞的照片（210页），都是在用性别关系隐喻国家关系。
在《拥抱战败》使用的资料照片中，处于虚脱状态、目光呆滞的日本少女（60页），抽着香烟、坐在东京街头的“潘潘”（96页），身着白色泳装横躺在房顶护栏边、与破败的街景形成对比的少女，均成为战后日本的象征。“潘潘”的日语原文是“パンパン”，主要指战后以驻日美军为对象从事卖春活动的“夜之女”。通过同时代日本女性的处境与命运隐喻战后日本社会，达到了多重意义上的深刻。就历史实态而言，在众多男性被送往海外战场甚至死在异国的情况下，战争结束前后众多的日本女性承担着日本的命运。在为生存而放弃贞洁（被动地服从或者主动地迎合）这个层面上，用“潘潘”将战后日本符号化也有效地揭示了日本国民性的两面性与矛盾性。
当日本女性拥抱美国大兵的时候，拥抱的主体发生了转换。不过，“拥抱战败”的日本女性群体并不大。更大的“拥抱战败”的群体是“人民大众”。
在主张“本土决战”、“一亿总玉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那里，“战败”不可能被“拥抱”。相反，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大众来说，“战败”因其能够结束痛苦而值得拥抱。约翰·W·道尔对这种“拥抱”进行了描述。在第二章“从天而降的礼物”的第一节“自上而下的革命”中，他引用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如德田球一《告人民书》中的一段话∶“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国占领军表达最深刻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德田说此话是1945年10月初，那时被监禁十八年的他刚刚走出监狱。约翰·W·道尔在描述日本民众与美国占领者之间关系的时候，还使用了日本漫画家加藤悦郎的一幅漫画∶美国人用降落伞空投“民主主义革命”，地上的日本人欢呼雀跃、高举双手迎接。“战败”就这样被日本民众“拥抱”了。这种“拥抱”直指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有四十四万多日本人给麦克阿瑟写信，把他看做“活着的救世主”、“爱”的化身，甚至有多名日本女性要为他生孩子（204－205页）。
约翰·W·道尔对饱尝战争之苦的日本民众的关注，使“拥抱战败”获得了更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由于把人民大众作为重要的着眼点，所以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中大量使用了具有大众性和世俗性的资料。他在正文前的谢辞中说∶“日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及此后美国主导占领的出版物，不胜枚举。它们当中有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优秀的学术研究，也有各式各样的畅销文集，内容有当时发表的文章、占领期间向报社的投稿、详尽的年表、照片、电影简介、流行歌词、关于战争犯罪与黑市的特集、战后畅销书榜单与摘要，等等。正如本书注释所示，我十分倚重这些日文版的初版资料。”不仅如此，在语言的层面上《拥抱战败》也较多使用了“草根”、“世相”等词汇。
在政治（而非文化）层面上，日本的“人民大众”应当是形成于战后。在 “非国民”成为罪名的战前，与“国民”相对的“人民大众”无法形成，少量反体制者（德田球一）是被作为“非国民”而压制。战后，“拥抱战败”不仅意味着日本人背叛了自己的原有的“国民”身份，“拥抱战败”这一行为本身也促成了“人民大众”群体的自觉与壮大，“人民大众”在通过“拥抱战败”展示自己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当日本民众成为着眼点，历史的复杂性便更充分地显现出来。许多日本家庭在漫长的战争中支离破碎，仅仅是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大空袭，就造成约十万日本平民死亡，更不要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并非没有受到惩罚。人民的受难使他们“拥抱战败”成为可能，也使他们追究日本军国政府的战争责任成为可能。《拥抱战败》告诉我们，战后日本民间曾经那样严厉地追究国家的战争责任。《朝日新闻》从1945年9月开始收到了大量民间人士检举“战争责任者”的信件，政治左翼同意将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左翼知识分子细川嘉六甚至主张“由日本国民自身审判和惩处战争责任者”。约翰·W·道尔充分注意到了此类事实并进行了描述，因此指出了东京审判中“日本人本身就是被排除参与战犯起诉的亚洲民族之一”（452页）这个看似突兀、实则尖锐的问题。东京审判遗留的某些问题，只能通过以“日本国民”的分化为前提的日本内部的审判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审判近年一直在进行，代表事件之一是2007年3月9日“东京大空袭诉讼原告团”对日本政府的控告。原告团是以“民间人士”的名义要求政府承担战争责任、对东京大空袭受害者进行补偿。
为了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非国民”的“人民大众”在日本（并非仅仅是日本）的存在是重要的。必须警惕的是，近年日本右翼势力重新开始了对“国民”的建构。日本社会右倾化的重要表征，就是民众渐渐被各种政治、文化制度（诸如国旗国歌法的建立、教育基本法的修改、新历史教科书的发行、对中小学生撰写“心灵笔记”的要求等等）纳入“国民”的规范之中。
从日本“人民大众”的形成这一角度来看，1945年8月日本的战败所否定的不仅仅是1931年发动了侵华战争的日本，也不仅仅是1941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而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即致力于“国民”建构的整个现代日本。在此意义上，美国人与日本人“拥抱”的并非仅仅是1945年的“战败”，而是明治维新之后追求“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现代日本的失败。确实如此。考察《拥抱战败》一书的书名，能够发现，英文原著书名“EMBRACING DEFEAT”中的defeat一词指一般意义上的“失败”，而未必仅指“战败”。日译本书名“敗北を抱きしめて”中的“敗北”也是指“失败”而非“战败”（“战败”日语汉字写作“敗戦”）。当然，将defeat翻译为“战败”有利于强调1945年这个历史时间的特殊意义，事实上《拥抱战败》也确实是从1945年日本投降展开历史叙述的。
战败本来是日本的屈辱，然而，美国通过对日本之“战败”的拥抱建构了新的东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日本则通过对“战败”的拥抱完成了战后的崛起、获得了新的主动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战败”的共同拥抱，美国和日本结成了同盟，并各自将国家利益最大化。“拥抱”主体的多重性、“拥抱”方式的多样性、“拥抱战败”这种行为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的特殊功能，使中国人无法简单地怀着胜利者的心态来理解“战败”这个词。
（2008年11月29－30日写于寒蝉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