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新年，联合利华正在进行二期大楼的建设。这里是联合利华全球第六个研发中心。曾锡文称，以后所有的办公室都将会搬过来，2009年5、6月份竣工后，将看到两栋一圆一方的办公大楼，它们看起来一动一静。一栋大楼是市场部，另一栋是研发部。两栋楼中间有一个下沉式广场，将由杭州设计新西湖的团队来负责设计园林。
这看起来是一笔相当划算的投资。此前联合利华要为物业支付的租金是每年4000万到5000万。在2004年联合利华拿下虹桥临空花园时，它购买的地价是每亩200万元，而到了2008年，这里的地价已经飙升到了每亩800万。在这块区域内，联合利华还可以根据它们的愿望来设计办公室，比如那个在伦敦街头随处可见的电话亭，还有可以让员工自由交流的“茶吧”。联合利华为这两栋楼花费了一亿美金左右。
为许多大公司搬家提供咨询服务的仲量联行中国区商业地产部董事张莹告诉《第一财经周刊》，那些在中国有一个长远规划的跨国公司，当在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比如员工达到千人规模，便会考虑拥有一个代表公司形象的物业。工业园区是它们乐于选择的。因为市中心的写字楼受面积限制，很难容纳下这么多员工。出于土地成本的考虑，在相对偏远的工业园区建造大面积的办公楼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些去园区的公司，大部分都具有研发性质，因为研发部门不是以销售为主导的，是一个纯花费部门，这就决定了一定要有成本控制，保证花费在公司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而这样的选址，花费时间会相对较长，从作出决定到签约，一般需要两年左右。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做出这样的选择，也离不开产业族群的聚合效应。
但并不是每个在中国大力扩张的跨国公司都适合搬离到偏远的园区去。张莹称，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业务，很重要的是人才，这就要充分考虑人力资源的位置。比如微软中国，它不可能离开中关村，因为它需要的人才大部分来源于周边的高校。一个细节是，微软里面有很多的实习生还都是高校的学生，他们骑自行车上班，这就决定了微软的办公位置。“各公司在选址时都是综合考虑的，现在一些公司选择望京工业园区，除了相对便宜的土地成本外，他们也做了员工住处分析。”
全部这些搬家理由几乎都体现在了来自瑞典的电信设备提供商爱立信身上。2007年5月黄金周，爱立信从北京CBD的汉威大厦搬到了望京电信科技产业园区。眼下，爱立信正在建造二期工程，最后两个大楼预计有10万平米。
爱立信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赵钧陶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他们的搬家理由是“人员扩张得太厉害，需要更大的地方；CBD的房租太贵，搬迁之后可以节约些许成本”而搬迁也是因为它们“已经决定会在中国长期发展”。
与李宁公司不同的是，爱立信并未离北京的核心区太远，从望京到CBD只要20分钟左右的车程。不过，这家公司依然为员工提供了4条路线的班车。甚至到了晚上19：30，都还有班车去东直门，以方便需要加班的员工。
搬家以后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新大厦里一种北欧气息随处可见。爱立信甚至在一进大厦的大堂里，种了一棵大树，当阳光透过玻璃窗户撒下来的时候，整个大堂看起来树影斑驳—这像极了爱立信在瑞典的总部大楼。
还有个好处则是，爱立信与它自己的同行、对手一道，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产业族群。离它不到一个街口，就有LG、摩托罗拉以及有可能搬进来的大唐电信。赵钧陶说：“我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园区就是这样一个产业聚合的地方—那里有世界上所有伟大的通讯企业。”
通常靠近产业族群的好处在于可以接近更多的人才，有支持产业发展的配套公司及接近信息，提高买卖的效率。
与李宁、联合利华、爱立信一样准备搬家的大公司在张莹的名单上还有许多。张莹称，根据针对50家跨国公司总部高管和负责亚太区物业的人做的“2009年办公物业”调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公司仍把在中国的物业扩张放在第一位，只有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较为明显的金融机构暂缓了这些计划，尤以银行最为明显。
张莹称，在今年第四季度后，不排除有更多的公司因为节约成本的原因搬家。比如，随着代表运输景气度的“波罗的海指数”不断下降，物流公司马士基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选择了搬离国贸二期，搬进东三环的乐成国际中心。
尽管出于对未来经营业务有可能收缩的担心而选择了搬迁，但相比正在经营业务扩张上显得雄心勃勃的李宁员工，马士基的员工说不定私下感觉更幸福。马士基的员工并未离开繁华的市中心，而李宁则需要让他们的员工到离市中心将近30到40里以外的地方上班。
对于李宁的大部分员工来说，他们需要每天早上7时30分左右在班车站等待前来接送他们的班车，再加上从家到班车站的时间，花费在上班路上的时间可能比多数北京公司人要更长。
戴倩承认，有大约10名员工因为新办公地点遥远，而选择了离职。“对于一个搬迁的公司来说，如何安置员工，让员工接受到新地点上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与联合利华和爱立信的做法相同，李宁公司也选择了开放更多的班车来解决问题。因此除了物业上买地的费用外，增开班车、加大员工补贴是那些选择在园区扩大地盘的公司最大的花费。
因为每天新开了20几辆班车，联合利华每年为此要多花费500万到600万的班车租金；李宁加大了给员工的每日补助，此前李宁的人均每日补贴为10元人民币，现在升到了45元，这与交通成本一起构成了李宁每年新增出来的500万运营成本。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部分的大公司都希望把它们的搬家描述成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那些以较低的价格买地，到目前已经尝到地价暴涨甜头的公司们。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公司管理上一直有一条说给股东们听的警示格言，那便是“投资人需要对自己投资的公司保持警惕，尤其是当这些公司开始花费巨资来设计自己的新办公楼的时候”。理由很简单—这通常意味着管理者认为这家公司的钱已经没有更好的用处了。这被称作管理上的“严重自由现金流”问题，股东们会多少有些酸溜溜地觉得，比起用资金回报股东，这些经理人更愿意把钱花在建造大楼、买奢侈交通工具上，而通常提高公司形象的要求又让股东们觉得这个提议无法拒绝。
在MBA教科书上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便是，1992年，波兰德公司(Borland International)的菲利普?卡恩决定修建造价高达1亿美金的公司总部，包括一个篮球场、一个游泳池、两个网球场。但正是在那一年，波兰德开始从优秀软件开发商的排行榜上跌落下来。
这或许可以为那些正打算搬家、自己建楼的公司做个提醒。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选择一个更大的办公场所就一定是个不幸的开端。搬家可能很难直接作用于财报表现，但也许还是有提升公司隐形价值的作用。也许在某一天，还会为公司带来一笔意外的收益—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清醒的战略头脑和精打细算的财务手段。
就像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表现那样，尽管它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出现了下跌，但在困难时期，它们卖掉了早年在北京国贸购置的摩托罗拉大厦，易手后，得到了一大笔丰厚的收益。谁能说当初买大楼不是个合算的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