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萨拜因所著《政治学说史》自1937年问世，立即被视为政治思想史的经典，在以后半个多世纪里重版多次，至今不衰，为政治学初学者必读教材。国内1980年代即有商务印书馆的全译本，可惜流布不广，又由于时代限制，翻译亦难免错讹。最近邓正来教授重译是书，正是国人再度认识这部经典的一次极好契机。
自从黑格尔和洛夫乔伊提出思想史的范式以来，人们一方面开始重视作为整体的思想史的意义，一方面也意识到这类工作的艰难。所谓思想史，绝非无数思想家名字和材料的简单罗列，那只是一堆碎片，算不得史。洛夫乔伊有一本专著名为《存在之链》，意即我们必须找到一根贯穿始终的思想巨链，有取有舍，有详有略，才可能把碎片串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思想史”。爬疏史料、去芜存菁的工作固然艰苦，可那只是整个劳动的一部分。用“史才”从浑然一团历史中甄选出那根巨链，这才是最为不易的工作，非大师不能为也。
事实上，以单人之力完成整部思想史的工作，这样的例子现已不多见。国内挂着“通史”名目的著作，多为众人合作，西方也是一样。比如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即是多人分工合作，虽然贯彻了一些特定的指导思想，终究不如一人独立完成来得浑然融通。
所以萨氏这本《政治学说史》既是一本介绍从希腊城邦到现代政治思想的教科书，也是萨拜因本身哲学思想的一次全面表达。阅读此书，自然应当抓住书中埋伏的一根巨链，纲举目张，这样才能体会萨氏思考的精微之处。
萨拜因深受历史主义影响，坚信政治学说的发展必须回归其历史语境，政治学说本身就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思想或者观念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产生，只是受到政治实践和政治环境的挤压，这才应运而生，应时而变。虽然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知晓几乎所有政治统治的可能形式，但是政治思想并没有终结，而是在漫漫历史中自然演化，努力回答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萨拜因断言，只要人类存在，政治思想就不可能终结。这本著作的结尾应该开放，永远等着后人来续写和补充。
萨拜因在此书第一版前言中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立场，他的观点实质上与休谟相似，特别是在休谟对自然法的逻辑批判方面。具体地说，就是他否认用在政治思想中用逻辑推演事实真相的可能性。即使天才的逻辑能做到这一点，它也不可能包含价值。
我们不应忘记萨拜因此书最初的出版的时间。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之时。逻辑蕴含的强大威力，使得人们盲目乐观地纵容它在各个领域施展手脚。萨拜因不合时宜地指出，运用逻辑的话，不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都必须以“必然性”的存在作为前提。这一点正极不可靠，价值极为复杂。比如说，经济导因的思想因缘际会地成为十九世纪最富创见的观念。但在此前和此后，这一观念的作用都必须重新加以考察。
按照萨拜因对政治传统的理解，人类的政治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关于城邦的学说”，从原初到希腊城邦的没落；第二阶段是“关于世界社会的学说”，主要是指罗马的自然法和中世纪神学，相应的重要政治体制是教会政府；第三阶段则是“民族国家的学说”，从马基雅维利直到现在，基本属于现代政治学的范畴。
关于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史，萨拜因与我们的理解认识差异不大，而近代部分则多有分歧。这是因为萨拜因忠诚于自己的修史逻辑，总是根据当下环境变化而修订作品。比如说，1961年，萨拜因推出他的第三次修订版，大大缩减了对法西斯主义的篇幅。也许在萨拜因看来，这种思想潮流已经过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负责继承萨拜因工作、继续修订是书的索尔森教授在十多年后又在新版中恢复了是书被删改部分，因为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在欧美被重新拣起，再度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话题。
萨拜因表示，只有最乐观的思想家才以为旧的被抛弃的观念不会再以新的形式复活。各种政治观念之间颇有相似之处，至少它们都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往往蕴含了危险的能量。观念与观念的争夺，学说与学说的较量，其实也是政治角逐的形式一种。政治思想的研究，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方案，只可能是在各种思想和力量之间永不停地对话、协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
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历史阶段，民主社会遭受着很多非议，但仍为目前多数国家所肯定。民主社会的价值直接源于中世纪神学和自然法，它的哲学基础是唯理智论。不过这种唯理智论并不维护陈腐的心理学，也不骄傲自大，只是主张这样的信条：相互理解是可能的。相互理解不仅依赖于理解、宽容，也在扩大理解、宽容，当下最富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政治观念并非无由。
政治也好，政治学说也好，就是通过理解和宽容维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