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艳
《21世纪》：目前中国和国际上正在进行着两个战场的战争，美国次贷危机从金融业开始，正向实体经济蔓延，而中国恰好相反。如果从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影响的角度来说，现在处于怎样的风险阶段？有哪些风险因素会向商业银行传导？
周忠明：这一次金融风暴对国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是间接的影响现在在逐步加深。从目前金融机构遇到的情况来看，国内的经济调整深度在不断深化，对银行可能带来的一些不良资产，带来的一些风险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很可能在明年将进一步暴露。当前银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既积极参与到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又能保持审慎经营。
关达昌：我觉得西方的消费模式和中国不一样，西方人是从房地产先出现问题，中国是倒过来的，经济不好的时候房子是最后守住的，这样刚好西方出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对我们来说第一个可能影响的是业务类型，我们要从这方面关注得多一点。
程松彬：从目前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对于地处东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小银行来说，直接的冲击并不是很明显。首先看我们这个地区外向型程度就不很深，吉林省出口额实际在全国出口额当中可以忽略不计；其次，地方的法人机构又很少。我们分析从现在开始，不良贷款可能会出现双上升的情况。
《21世纪》：货币政策进入降息空间之后，商业银行原来相对比较高的息差水平已经略有缩短。
王浵世：银行是一个中介，我们不是自营。在利率自由化来临之前，这个利差还能够维持多久？我今天要讲的是，在银行的中介功能里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利差以外，银行的成本和收入比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21世纪》：2009年宏观经济下滑，产业能力下降，银行利差因素收缩，资产不良率有反弹的压力，请问三位银行家关于经营、战略方面有什么样的挑战，需要怎样的调整？
关达昌：我觉得现在刚好是整合的年代。在业务方面、在内控方面都要找到平衡，不能只追求利润，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在两方面找到平衡是很重要的。在整合的时期，我们会调整在一个合理的要求范围之内来增长，而不是单单追求大比例的增长。
程松彬：目前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住市场定位。比如说城市商业银行是地方政府银行、是中小企业银行、城市居民的银行，我们就牢牢把握住这样一个定位来做好我们的服务工作。另外，我们把中小企业作为密切的客户群体，做好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工作，同时兼顾城市居民。
王浵世：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讲金融危机，讲银行，讲企业，其实我们讲得最少的就是中国这样庞大的个人银行业务。因为我们追求短期效应,个人业务本身却是细水长流，需要很多细则或者细节，这种工作很多人不愿意干。其实现在是一个契机，应该把个人银行业务趁这个机会做起来。
第二个问题，刚才讲到多元化的问题。我们银行也有一个五年的规划，里面也讲到国际化，讲到多元化，方向都是对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做到如何提升和调整人员的配置，不仅是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的问题，要提高人员的水平。
《21世纪》：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钟老师认为国内银行经过了2002年以来的改制之后，能否经受住这次经济周期的考验，不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个裸泳者？
钟伟：首先，经过过去五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行业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其次，我们在没有掉下悬崖之前应该感到幸运，如果次贷危机在2010年发生，那么对中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有时候想到这个命题我会感觉到非常恐惧。第三就是国内银行在大量的招募国际化人才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严重水土不服的现象。所以，总体来讲我个人觉得中国还是这次次贷危机当中的幸运儿，当然次贷危机是非常大的危机，在这场危机当中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只是谁输得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