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
在民众对公共部门服务质量一片质疑声中，中国各地的公务员增薪方案正在展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加坡计划在明年将政府官员的薪酬降低19%，以与民众共度时艰。中国各地政府的加薪真的如其所说是因为“公务员收入低”、“拉动内需”的需要吗？中国社会为此要承担什么成本？什么才是政府与民众共度时艰的合适做法？
是的，这个冬天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寒冷一些。另一些人就幸运多了，他们是中国公共部门的员工。中国从2006年起开始实施的旨在规范公务员薪酬的“公务员津贴补贴三年计划”第二轮方案目前逐渐浮出水面，河北、内蒙古等地已先行一步，预计在2009年这个“中国经济面临更大困难的一年”将在全国更多地方、更多城市全面铺开。看来，这个冬天和明年还将持续的经济冬天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加薪时节”，这似乎不像是政府与民众共度时艰的模样。
11月中旬，河南省“公务员津贴补贴三年计划”第二轮方案获得批准，全省省直机关公务员津贴补贴平均每月增加300元，从第一轮增薪已达到了的津贴补贴平均每人每年20222元提高到23822元。在河北唐山，“三年计划”也实施了第二轮方案。唐山公务员津贴补贴总水平在上年基础上每月增加600元。新方案执行日期回溯到2008年1月。
有学者论证，公务员的薪酬实在太低了，增薪后，公务员的收入多了，可以拉动内需。这里面包含着给公务员增薪的两个主要理由：一是“公务员收入低”说，二是增薪“拉动内需”说，能不能站得住脚？
说“公务员收入低”，不知道依照什么标准而言。单纯看一个数字，我们无从知道它是高是低。有学者认为应该和与公务员知识和技能相当的私营部门员工的收入相比。问题是，政府部门工作稳定，不会有经营业绩起伏和破产等风险，同等知识和技能的人，私营部门员工要高一些才对，因为他们的收入中包含着这些风险的一个溢价（Premium），他们要消除这种风险，原则上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不考虑制度费用，保费应该等于这个溢价。
另外，政府部门的员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是绝大多数私营部门所不具有的，这是非金钱收入（Non-pecuniary Income），也应该考虑的，非金钱收入可以用愿意放弃的金钱收入来替代，这就意味着，即使不考虑风险溢价，政府部门的员工也可以承受比有同等知识和技能的私营部门员工更低的金钱收入。
事实上，如果公务员真觉得自己现在的收入低的话，他无疑会做出辞去公务员去私营部门就业的选择，以取得更高的收入。如果他们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只是抱怨自己的收入低，那就说明他们的收入不低。一个人的行为比他的言论包含着更真实可靠的信息，因为行为反映选择的代价，言论则不能。
如果公营部门员工比有同等知识和技能的私营部门员工的金钱收入相当或更高，已经说明他们的收入不是低了，而是高了。把公营部门的收入（金钱收入加非金钱收入）减去他们的机会成本（用有同等知识和技能的私营部门员工的收入来表示），有一个正的租值。而这个租值在竞争的局限条件下是不应该有的。这就是现在公务员职位的竞争为什么越来越激烈的原因，几十个人争一个职位已不是新闻，远远比私营部门职位的竞争激烈，这就足以说明公务员的收入并不低。
这种激烈的竞争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就因为公营部门收入高，导致机会成本高的高知识、高技能人才竞相争夺这些职位，使得那些本来可以得到这些职位的机会成本低一些的人现在得不到了，40个教授共争一个处长职位的新闻，充分说明了公务员收入过高引起的资源配置的高度扭曲。
公务员的增薪来自征用的纳税人的钱，这些钱留在纳税人手里本来也会“拉动内需”，一增一减，也就等于根本没有“拉动内需”的作用。另外，给公务员增薪还会造成财富的净损失，也会削减私营部门创造财富的意图，这就不是拉动内需，而是打击内需了。何妨把“拉动内需”，的历史使命留给纳税人，让普通民众也有为国家排忧解难的机会？
中国银行业风险巨大
■吴铮 文
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如何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无疑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关注的中心议题。过去的一个月，中国为刺激经济出台的政策，密度之高、力度之大，均为近十年来所罕见。
宏观政策调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大量资金将从银行体系流出，进入实体经济。在中国股市低迷、债市发展滞后的情况下，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将更加依赖银行贷款满足其融资需要。此前，中国央行连续降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取消商业银行贷款的额度限制，使银行大幅增加贷款成为可能。
中国的大小银行早已蠢蠢欲动。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先后宣布增加贷款投放，在年底前新增信贷规模150亿元至500亿元不等。中国央行预计，2008年全国新增贷款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较2007年增长10%以上，并且，进入2009年后，有望继续加速。
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之际，银行业开始新一轮扩张，其背后的风险值得警惕。首先，减息在降低贷款企业和个人利息负担的同时，挤压了银行的利润空间。目前，活期存款利率已经低至0.36%/年，考虑到经济前景不确定，及利率将进一步下降的预期，中国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比例有望快速上升。这将直接增加银行的资金成本。
本次利率下调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预测，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将平均下降0.2个百分点。2009年1月，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将进行一年一度的调整，这部分贷款占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的15%左右。其贷款利率和月度还款额将随基准利率大幅下调，届时将进一步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
更大的风险来自银行资产状况的恶化。单位贷款利润率下降，银行要维持利润水平，就只有扩大贷款规模，这同急于增加投资、拉动经济的地方政府不谋而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中国经济已经显现出明显的减速迹象，企业利润水平也正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快速下滑。在出口下滑、产能过剩已现端倪的情况下，明年企业的盈利状况更加不容乐观，整个经济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很可能大幅攀升。
比起大批濒临破产或被不同程度国有化的欧美银行，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尚无大碍，其遭受损失的衍生品投资仅占其资产规模的极小部分。居民储蓄率极高的中国，银行的信用风险则更多地来自企业。
中国银行业在完成政府注资——上市的股份制改革后，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均大幅提高，但是这都是在2003年以来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期间实现的。目前，主要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还没有经历过经济不景气周期的考验。历史上，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商业银行自身缺乏风险管理能力，二是商业银行受到政府行政性干预，为国企改制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提供资金保证。目前，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已经上市，并执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五级分类等现代银行业风险监管要求，但其抵抗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时间进一步检验。
可以观察到的是，商业银行依然对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大量中小型企业得不到贷款，一方面银行竞相给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授信。此类贷款，往往借着政府支持的名义，对项目的盈利前景、市场风险缺乏全面的估计，授信规模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
例如目前银行热衷投资的高速铁路项目，在票价受到管制的情况下，其高资本投入、高运营成本使其在短期内难以盈利。据报道，京津城际铁路仅每年的贷款利息就达7亿元，靠其自身利润根本无力偿付。无独有偶，中国铝业公司年初斥资120亿美元入股力拓(Rio Tinto)，至今已亏损四分之三，其中国家开发银行(CDB)一家就提供贷款60亿美元，授信70亿美元。即使中国不出售该项股权，其每年获得的红利(股息)尚不够偿还银行贷款利息，更不用说本金了。
在货币政策放松的大背景下，中国银行业更应未雨绸缪，严格风险管理，审慎经营，避免信用风险集中爆发，步其英美同行后尘，最终成为纳税人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