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亚洲各国更聪明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使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为了阻止汇率的不断下跌，直到1998年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另外，为改善贸易条件恶化和经常账户出现赤字的程度，各国也相继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比如对外国直接投资、对外贸易政策及外汇储备进行调整。
亚洲各国还对金融机构进行整顿，包括关闭一些信誉不佳的银行，接管少数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处理，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加强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控能力等。
但亚洲各国的拯救行动，还是无法挽回巨额损失。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估算，亚洲金融危机令区内大约损失一万亿美元收入，至于社会受冲击的程度则仍然不清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单一国家在应对来自全球的国际游资时几乎力不从心，致使东南亚各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
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许多东亚国家认识到，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有效途径。因此出现了著名的《清迈协议》。
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清迈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10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
迄今为止，《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之后，东盟和中日韩三国认识到，货币互换安排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试图防范危机的临时应急机制，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东亚合作的提议不乏仓促应急成分。即便是已经达成了多项货币互换安排，都依然带有浓重的临时性应急特征。”赵锡军说。
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亚洲各国就显得更加聪明。10月4日，东盟和中日韩财政部长同意，为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出资至少80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其中，中日韩3国分担80%的出资额，余下的20%由东盟国家负担。
泰国方面更是建议亚洲国家拿出高达3500亿美元，即外汇储备的10%来抵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衰退。
菲律宾方面也对亚洲如何联合救市提出方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建议亚洲政府设立借贷机制，允许其向存在流动性问题或持有坏账的金融机构进行注资。
“提出800亿美元，是在《清迈协议》基础上由双边到多边，由100多亿到200多亿，再到300多亿美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根据东亚外汇储备规模和经济总量扩大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说。
“当然，这点规模还远不足以抵御金融危机，尤其是中日这样的经济大国的危机，主要还是促进区域内小国的金融稳定。” 曹红辉说。
“这次基金的设立，还缺乏汇率协调机制，缺乏货币合作的其他因素配合，仍然还停留在以应对突发事件为主的特点上，而不是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上面。但无论如何，已经开启了东亚货币合作新机制的探索，长远来说，对亚洲乃至国际金融体系将产生深远影响。” 曹红辉说。
新组织 新基金 新共识
除了亚洲外汇储备基金的设立，亚洲各国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规划和设想。韩国总统李明博就提议设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以应对跨境经济问题。他的提议遭到了金融领域专家的质疑，专家们不知道李明博是不是在建议成立另一家机构，以代替曾为亚洲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提供过帮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阿罗约称，财政官员已“达成共识，成立一支备用基金，帮助面临严重流动性问题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
另外还有国外媒体报道称，中国、日本和韩国将设立一个新组织，在银行监管上合作，以作为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部分措施。外媒报道称，这个组织还将力促东盟成员参加。组织的目的在于成为亚洲版的金融稳定论坛。新组织设立以后，三国的财政部、银行监管当局和央行等单位的代表将定期开会，检讨各种措施来加强监督金融机构，强化银行信息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