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如果说，1990年、1991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那么，1992年中国证监会的适时登场，则向世人明示，中国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并由此开始在规范发展的轨道上奋然前行。
规范发展需求催生证监会
必然的历史总是由“偶然的事件”触发。
中国证监会的成立亦然。这个“偶然的事件”，便是中国证券市场著名的“8·10”事件。
那是1992年8月，深圳市有关部门发布消息，计划向社会公众发行面值5亿元人民币的新股票，采用认购抽签表的方式认购。8月9日，新股认购抽签表开始发行。然而，有的发售点开门营业仅3个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光，很多股民都没有买到抽签表。到10日傍晚，部分排了两天两夜队却买不到表的股民开始聚集并游行，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事件”。
“8·10”事件引起上下震动。它不仅首次反映了“内幕交易”急需监管的迫切要求，而且表明股市对社会稳定的重要。这一事件，客观上催动了证监会的加速成立。
我们知道，沪深证券交易所建立的头两年，中国并无一个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当时中央对股市的原则是，什么都不做直接认可，只作为实验品。
其实，早在1991年3月，当年“两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刘诗白、厉以宁等人就曾提出过建立证监会的议案。
这个议案的中心思想是，“现在的证券市场管理政出多门，需要一个独立统一的机构来管理”。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蒋一苇带头搞的议案是在双行格的专用议案稿纸上写就，字用钢笔写得很工整，像个小学生。议案编号是1502，盖有“机密”章。据说，此议案后来未按议案处理，而被当成了“建议”。
这一“建议”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并无响动，建立证监会的想法似乎被人遗忘了。
正所谓“事赶人，人赶事”。“8·10”事件两个月后的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委员会主任，其办事机构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为刘鸿儒。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 全国性市场由此形成并初步发展。
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从此，证监会与之后相继成立的保监会、银监会并肩，成为中国金融业的监管集团。
五任主席接力制度建设
中国证监会成立至今已有五任主席，他们分别是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和尚福林。
正是这五位坐在“火山口”上的主席的不懈接力，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才得以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阶段。
曾为央行副行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上任、离任皆有重大事件。上任前刚刚发生了“8·10”事件，离任则是在1995年2月“327国债风波”之后。
刘鸿儒时任证监会主席的29个月时间里，做了大量规范发展工作。除了建立规章，就是从各个部门要权，争取将归属人民银行和地方的证券管理权限集中到中国证监会。尽管当时证券市场品种不多，但产品系列并不少，比如国债期货。
而正是在刘鸿儒任期内，在证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推动下，1994年7月，《公司法》正式诞生。
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上任于“327国债风波”之后，当时被称为“灭火者”。证监会主席犹如坐在“火山口”一说，由此而来。
周道炯1995年4月上任，5月即宣布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国债期货市场关闭后，大量资金自然流向股市。当时，银行利率也开始下调，由此股市行情越来越“火爆”，与之相伴，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也越来越疯狂。采取有力举措整肃股市，便成了这期间证监会的重要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96年12月的“十二道金牌”。而这“十二道金牌”，正是一系列制度性建设的有力举措。
百密总有一疏。当时，除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外，山东、辽宁、湖北、四川等地的“小证券市场”逐渐燎原。仅山东，就有淄博、青岛、威海三个“山头”在做“发行、上市、交易”的创举。当时在这些被叫作柜台交易市场里挂牌交易的企业就有520家之多。同时，还有STAQ、NET法人系统，百花齐放。
1998年3月，周正庆成为第三任证监会主席。他上任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柜台交易市场统统关闭，只留下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
在周正庆任期内，中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开始健全。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中国证券市场的地位由此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
2000年2月，周小川成为第四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其任期内，大力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尽管至今仍有市场人士对其“市场化”的一些举措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坚持市场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也为后来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2年底，尚福林成为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主席上任后，则把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股改大手笔引领制度创新
尚福林上任之初，沪深两市低位巨幅震荡，并没有给他好脸色。一年多时间里，他“不说话”，只是走访、思考。直到2003年1月24日召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他才发表了长达70分钟的讲话。
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了“五个坚持”：监管工作必须坚持服务于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的需要和服从于国民经济的全局；坚持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证券期货市场规范与发展的统一；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市场承受程度的统一；坚持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要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
这次露面后，尚主席又一度“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以至被一些人嘲讽为“无为而治”。
实际上，尚主席并没有闲着。在他发表“五个坚持”的演讲后，证监会迅即成立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白皮书研究小组。
白皮书出来后，受到高层高度重视。于是，2004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业界俗称“国九条”。
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文献之一。这份文件，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最值得一提的是，“国九条”确立了尊重市场规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基本原则。
如此这般，多年来想搞却没有搞成的股权分置改革便有了基础。
如果说，当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次制度性突破，那么，对历史原因形成的股权分置制度设计进行改革，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二次制度突破。
2005年“五一节”后，股权分置改革大幕拉开。尚福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坚定地表示：股权分置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接下来，证监会联手国资委、财政部等有关部委强力闯关。半年后，股权分置改革从简单的除权效应到逐渐为投资者认可。及至2006年12月29日，沪深两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达97%。至此，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
也正是在这被称为“股改年”的2006年，证监会召开了上市公司监管工作会议，要求年内必须解决上市公司资金占用问题。因此，这一年也被称为“清欠年”。
此外，这一年，中行、工行等多年欲归不能的大蓝筹相继回归；证券业全行业综合治理“春风吹又生”；QFII热情与日俱增……
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也由此而起。
2007年以来，证监会又针对市场形势的新变化，适时将投资者教育制度化；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局势的新形势，面对全流通元年的市场新特征，一如既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力举措。
可以说，尚福林主席履职至今的这6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全面展开且力度最大的6年。
而正是五任证监会主席18年的不懈接力，一个个或临时或长远的制度建设举措与时俱进累积至今，中国证券市场才成功地嵌入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并将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