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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有人在床上堆满了书，床下塞满了书，周围的书架摆满了书，只容一个人走进这间卧房兼书房，那不叫书坟，叫什么？”他在自己的新书《我的藏书票世界》中这样写道。书皮上印着一张名为《逆水行舟》的藏书票。那是多年前一位同事专为吴兴文设计的。票面上的他，趴在书本上，幼稚的表情似乎对知识充满了好奇。只是一不小心跌下去，就会被海里的大鱼吃掉。整张构图优雅而不失童趣，又同时细腻地刻画出了吴兴文内心对“书满为患”的焦虑。
25年前，为了缓解这一焦虑，他从藏书转而收藏藏书票，不想却为了藏书票买了更多的书，从而造成了类似“书坟”的窘态。因此今天，纵然吴兴文家藏上万枚珍贵的藏书票，被誉为华人藏书票收藏第一人，他最珍视的始终是这一枚《逆水行舟》。
为解焦虑 反被焦虑所困
现任远流博识网文化公司总经理的吴兴文，一生爱书、编书、写书、藏书。小学六年级时，他就攒下买糖果的零钱来买书，初三有了自己的房间后，他买书的热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80年代初，吴兴文走入社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国立台湾大学”对面的书店售书。每天接触几十本新上架的书，加上自己已经拥有的两千余册藏书，吴兴文此时已经颇有一种危机意识。
恰好这时，他偶然遇到了藏书票，这种贴在旧书内表明藏书人身份的薄纸片。那时经友人介绍，他来到台北八德路一家日文旧书店“二间堂”淘书。无意间从老板私人收藏的一本日文期刊《书物展望》的合订本封面上，看到一张小小的藏书票，“光是那股岁月痕迹散发的气味，就够爱书人垂涎三尺。”
源自西方的藏书票，就像中国人的藏书章一样，经过数百年发展，已经远不止是藏书者的身份象征，而是成为了一种变幻莫测的艺术形式。藏书人往往会选择喜欢的版画家为自己设计藏书票，将自己的爱好、乐趣、理想等都体现在其中。
吴兴文很快被这些小纸片吸引，四处搜寻它们的踪迹。终于有一次，他在“二间堂”附近的旧书摊上，淘到一本日本出版、装帧典雅的《西洋印刷文化史》。翻看它的小牛皮烫金封面，扉页右上角竟贴有一张泛黄了的藏书票。再翻到书名页，上面则钤盖着“躬耕庐学人”藏书印，与藏书票上描绘的希腊农耕女神得墨忒尔相映成趣。
原来这张藏书票的票主，乃是上世纪30年代台湾地区一本日文会刊《爱书》的创始人之一河村彻。吴兴文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把书买了下来。
当时，吴兴文的一些书友们，大都有自己的藏书专类，吴兴文自知无力超越前辈。遇到藏书票后，顿觉豁然开朗。藏书票在当时还是个较冷僻的收藏门类，仔细研究却趣味横生。再者藏书票轻薄短小，于是吴兴文心想，由藏书转而收藏藏书票，或许能够解决“书满为患”的窘境。
但进入这个领域后他才发现，真正好玩的并不在藏书票本身，而在每张藏书票背后的故事。好奇心促使他一步步深入藏书票主人和作者的故事中。有一次他为了收藏美人鱼主题的藏书票，专门买了很多关于海妖的书来研究。不知不觉中，他反而为读懂一张藏书票买了更多的书。
“厚德载福”与“褐木庐”
藏书票数量稀少，且在国内没有形成气候。在最初的5年当中，吴兴文只收到两枚藏书票，收藏过程十分艰难。
直到1988年，吴兴文为了参加“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筹备会”多次往返北京、上海、台湾三地。与他同行的友人中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这位学者收藏有大量的上世纪30年代文学书刊，其中包括不少大学毕业纪念册。得知吴兴文对藏书票感兴趣，秦贤次送给他一本1915~1916年沪江大学毕业纪念册，内封印有一张藏书票，票面上天空白云朵朵，帆船驶离海港，象征学生毕业后即将展开人生新的旅程。
后来吴兴文又顺藤摸瓜，在北京的琉璃厂，找到一本清华大学1922至1923年的毕业纪念册。内封同样印有一张五福祥云的藏书票，上面印有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只是这“物”字被错印成了“福”字。严谨的清华人还在一旁做了标注。
对于这两本纪念册，藏书票或许只是一种装饰。但对于藏书票在中国的发展史来说，它们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过去，国人一般认为鲁迅提倡的“新兴木刻运动”是藏书票的始祖，但这两本年代久远的纪念册却足以证明藏书票比“新兴木刻运动”更为久远，并且很可能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的。
除了秦贤次之外，吴兴文也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得到了不少友人的帮助。交往最深的人中，就有上海著名藏书家陈子善教授。陈先生也是一位藏书票迷，他告诉吴兴文，他曾在北京琉璃厂发现过著名戏剧家、剧本收藏家宋春舫先生的藏书票。
宋春舫被誉为“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也是中国使用藏书票的先驱。吴兴文听到消息，自然经不住诱惑，很快便来到琉璃厂。他几乎翻遍了那里的每一本外文书，终于发现七八本宋春舫旧藏的法文剧本。只见剧本内一一贴有印着“褐木庐”字样的藏书票，每张藏书票底部还有编号。
“褐木庐”乃宋春舫书房的名称。梁实秋曾盛赞其为“第一考究的书房”，而它的名字由来也很有讲究。它来源于Cormora的音译，是由宋春舫私淑的三大戏剧家高乃依（Corneille）、莫里哀（Moliere）和拉辛（Racine）三人的名字缩写组合而成。而在“褐木庐”藏书票中，也是以C（Cormora）和B（Bibliophile）两个紧密相扣的英文字母，代表“褐木庐藏书”的意思。“CB”印在两支交叉的鹅毛笔中间，与上方刻着“褐木庐”三字的中式牌楼相映成趣，巧妙地显示出藏书票主人学贯中西的独特身份。
不久后，吴兴文又找来宋春舫编的一套《褐木庐藏剧目》与这些剧本一一核对，这才放心。虽说为藏书票又平添了一套图书，但想到这书也曾是那“第一考究”的书房的一部分，它烫着金字的书脊或也曾经被梁实秋摩挲，吴兴文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陈子善自叹不如
上世纪90年代是吴兴文的收藏发展得最迅速的年代。1990年底，他买到了一本日本出版的《现代“书票”情报事典》，书中附有国际藏书票联盟、交换和收藏资讯、委托制作、书目和各国藏书票作家的地址。这帮助他快速建立自己的收藏网络，结交了很多海外票友，也收藏到了大量的西方藏书票。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普及后，他的搜寻网络更是扩展到全球各地。
后来，当陈子善再次见到他的收藏时，已经自叹不如，说既然永远赶不上吴兄了，“我的收藏就到此结束吧。”
藏书票的根源在西方，它最为深层的文化内涵也是在西方的藏书票中体现。“就好像上帝诅咒人们建造巴别塔，使他们拥有不同的语言，每一国的藏书票也有每一国不同的特色。最难之处就在于，藏书家不可能精通各国语言文化。但正因为语言不同，才有趣。因此我有各种语言的专门词典。”
吴兴文藏有一张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为自己设计的“凤凰”藏书票。这张藏书票对普通读者并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只是一张简单的漫画，配上一句拉丁文解说。但经过一番仔细推敲，却让人回味无穷。
票面上那句拉丁文写道：“Ard Longa， Vita Brevid。”它是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克的名言：“生命短暂，艺术永恒。”为什么阿特伍德要把这句话写在她的藏书票上呢？这张藏书票上的漫画就是人头凤凰，头像正是阿特伍德本人，她的头顶还开出了十朵鲜花，象征这位作家旺盛的创作力。这一年阿特伍德已年逾六旬，但仍然勤于创作。这只凤凰或许就是取材于希腊神话中的浴火凤凰，象征着她的写作力得到再生。
不过西方藏书票并不都是这类正统的主题。在西方的藏书票当中，展现“女性美”的藏书票超过1/3。吴兴文对此不但不避讳，反而认为，研究这类藏书票，为他的收藏平添了不少趣味。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逛潘家园，就发现大部分买家都是男性，在台湾、香港、内地认识的藏书家也以男性为主。两性相吸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以男性为主的收藏圈，自然而然以收藏女性主题为多。”
或许正因为这种普遍性，女性主题的藏书票倒是被玩出了味道。今天，在这类藏书票的研究领域中，香港地区的董桥或许是最有名的，他尤为推崇比利时藏书票设计者泽韦林（Mark F. Severin）的作品。吴兴文也收藏了很多泽韦林的作品，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从一位英国收藏家威尔逊手上买到几十款，其中有几张甚至是市场上绝无仅有的。
泽韦林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并在伦敦生活了一段时间，与当时英国文坛的许多名人都有联系，曾为许多人设计藏书票。一战爆发后，诗人艾略特（T.S.Eliot）到伦敦避难，就寄宿在泽韦林家。恰好1922年艾略特创作了他的代表作《荒原》，泽韦林出于友情，为他创作了唯一的一本藏书票集。如今这本集子也辗转到了吴兴文之手。他也由此追溯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收藏最大的乐趣在于，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而两位大师之间的这段友谊，“连董桥都解不了”，这句话或许比称赞吴兴文是“藏书票收藏第一人”更让他满足。
吕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