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磊
“地标”总是可以指向时间坐标，如果与制度相连接，那“地标”本身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部分。
在珠江边，白天鹅宾馆是这样的“地标”。这座并非显眼的单体楼，指向的却是开放的坐标——官方的记载是，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的宾馆。
“霍英东先生想着，这是开一扇窗，放外面的世界给中国人看，也是放中国的模样给外国人看。”彭树挺回忆。彭是白天鹅酒店集团副总经理、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商会副会长
1985年2月23日，春节刚过第四天，邓小平第三次来到白天鹅宾馆，在这里俯瞰变革中的珠三角。彼时，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视野里，一个珠江三角洲、一个闽南三角洲、一个长江三角洲，已经渐次破发。
彼时，作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从其设想到建成，正触发中国对外开放的层层制度阵痛，在寻找制度空间的过程中，并没有教科书式逻辑可循。
“霍先生的想法实现起来，并非是建一座设施先进的酒店那么简单。”坐在白天鹅宾馆顶层的总统套房里，彭树挺环顾还在生长中的广州。
白天鹅从破土动工到发展经营，一直在不自觉地推动着中外资本合作经营的体制变革，合资模式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
由此，白天鹅宾馆，已经不仅仅是地理坐标，也顺势成为中国开放的坐标。这里有中国酒店宾馆业引入的第一间“总统套房”，包括30多位国家的元首和首脑，如英国女王也曾在这里下榻。
10万港元一个房间造价标准
2008年，白天鹅宾馆25周岁，这时值中国改革开放第三十个年头。
8月上旬，白天鹅酒店集团正式挂牌成立。“这意味着我国首家中外合作的大型现代化五星级酒店，首次实现了从单一的酒店经营向集团规模化经营的成功跨越。”白天鹅酒店集团总经理黄颖聪一脸兴奋。
其时，白天鹅将在成立集团之后，实现集团公司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目标，这或许对中国的酒店业内人士来说，称不上什么突破性的创举；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说，也司空见惯。
在白天鹅的管理者眼中，这“突破”意味着改革的基因尚未在变革的承继者们身上消失，25年之后，改革还在继续。
1978年夏天，国务院成立了“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广东的地方对应机构也告成立——“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
半年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召开。
这之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已经给出了指示，要在全国的几大城市建立几个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后来进一步明确“四大城市八大饭店”。
就是在这个夏天——广东省中国旅行社经理张贵一向霍英东提出了在广州投资旅游的邀请。这是霍英东先生最早接到来自大陆的邀约。
“我投资一个酒店，是为了支援国内的改革开放。”霍英东先生曾多次表示。1979年初春，改革开放，还并未作为流行词汇深入中国体制内。
白天鹅公共关系部陈雁飞女士给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份历史资料。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向霍英东提出了10万港元一个房间的造价标准，霍提出投资1000到2000个房间。
“合资”突围
合资，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容易说出口的词汇。
“借助外资建设酒店”，这一想法随即遭遇体制、思维上的阻力。
即使如此，1979年1月23日，《广州沙面白鹅潭投资兴建旅馆计划意向书草案》得以签订。但这份意向书也在其草案中，透露出合作双方很多具体方案尚未定下来，为了赶进度，草案对并未明确的事项，直言“双方另案再议，尽快议定”。
“当时签的还只是意向，白天鹅直到最后开业的时候，体制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彭记得很清楚，“我来白天鹅的时候，没决定到底是不是与霍先生合资。”
1979年4月5日，白天鹅项目最终得到来自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批复，这份《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霍英东在穗建造旅游饭店的请示报告》兑现了人们迫切的期待。
但真正的难题开始涌现。首先，如何给这个“共同出力”的项目定性。双方达成的“合作”意向带有很大的不明确的成分，苦于没有先例和规矩，又不能简单的借助法定“合资”的规矩来套。
一方面是中方在资金支出上捉襟见肘，这多少有些尴尬。上述批复中直言，“考虑到国家目前尚不能很快地拨出建造饭店的人民币贷款和建筑物资，为了早日促使该饭店建成，此项工程的全部资金可以由霍等筹集，国家不另拨出款项和物资。”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对改革初期的中国来说，有些微妙。
“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省长刘田夫、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尚昆等，都认为捐赠这个形式不好。本来希望港澳同胞、华侨和海外华人来国内投资的，你霍英东一来就带头捐赠，以为共产党开放是为了‘要钱’，所以坚持合作或合资。”这是陈雁飞女士提供给本报资料中，一段霍先生透露出中方拒绝霍捐赠宾馆的原由记载。
开放前沿的开明之士的坚持，为中国的开放之路打开了一小扇窗。没有先例的“合作”就此成为唯一之选。
一个很小的细节，凸显了当时的风气之先。酒店在1983年刚开业的时候，香港方面派来的管理层定了一个规定：不让普通的市民进入，“那个时候，国内也没有让大家进涉外宾馆参观的先例。” 彭树挺说。
霍英东得知了就很生气，直问为什么把大家拒之门外。
白天鹅在国内开风气之先，敞开了大门，市民蜂拥而至，甚至抢空了洗手间的400卷免费厕纸，“那可是凭票供应的年代。”彭说。
谁是“中方”代表
1982年7月7日，广东省方面向国家有关部门报请批准《广州白天鹅宾馆、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不久之后批示从北京传来， “合作经营”的模式也就被正式确定了下来。
及至半年之后，1983年2月6日，筹备多时的白天鹅宾馆终于全面开业。
“它成为了广州的标志，成为了广东改革开放的一个坐标。”彭复述着白天鹅当年的辉煌。在白天鹅的档案室，一本本留言簿已经齐人高，其中一本上的签名几乎囊括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核心领导层的签名；另外的几本上，国际政客商贾的留言不计其数。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就在双方合作第15个年头到来之时，广东省方面开始考虑是否和霍延长合作时间，省旅游局向省政府提出了“合作中的中方权益”问题。
广东省审计局认为，只要合作企业在协议规定的合作期限内，按照协议利润分配条款、外方得到不少于4000万美元的投资利润，就不存在延长合作期的问题。
作为第一家合资宾馆，其创建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当时有关法制尚不健全。《中外合作企业法》还是在6年之后才通过。
随之，广东省审计局和省旅游局拿出了国有资产损失的证据。“白天鹅宾馆建设之初的3631万美元银行贷款没有入合作企业资本账，这致使中方在合作企业的投资权益反映严重失实。”白天鹅就此一下子陷入“窘境”。
时任白天鹅宾馆董事长、原广东省副省长梁威林面对指责赶紧出来澄清，白天鹅是按照国家有关批示中“国家不另拨投资的精神，以合作企业的名义，向中国银行贷款了3631万美元。”
两局的态度很明确，要将当初的3631万美元的债务从“长期银行借款”的会计科目调为“实收资本——中方”。旅游局的理由看起来也很合理：3631万美元是旅游局向银行做的担保，就应该算作是中方的投资。
其实1982年7月7日，广东省方面向国家有关部门报请批准《广州白天鹅宾馆、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这份报批文件的题目就有所蹊跷，“白天鹅宾馆和另外一个有限公司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
究竟谁是和霍英东合作的那个“中方”，这个“中方”又是以怎样的资金投入参与到这一合作之中来的？当事人都很难说清楚。
纠葛持续一年多后，1999年7月30日，广东省方面给了最后的定论，白天鹅宾馆的“中方”脱离了广东省旅游局和广东省旅游集团公司，而归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管理。这样旅游局方面提出的“因为担保贷款，以担保行为入资”的争议就此解决。
不仅仅是窗口
“霍先生最早的想法，就是不合资或者合作，我直接投钱好了。”但霍后来发现，彼时国家缺少的不是一家酒店，是一扇窗户。
在彭树挺的印象中，当时中国的酒店，都是按照招待所的方式来建的，不是真正的为客人服务。服务员是“上班，拿政府的工资”。霍英东觉得这样不行。
从霍英东提出这一想法之际，一个争议已起——大陆有的部门觉得霍英东是来圈钱的；香港觉得霍英东是去讨好中国政府的。
霍英东不管这些，就给宾馆提出了三自方针“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他自己就是亲自到施工、亲自住宿体验、亲自接待的“三亲”。“霍先生觉得，不参与管理就不可能做好。” 彭树挺说。
为了让白天鹅的服务生明白什么是国际级的服务，霍英东就自己掏钱带大家去香港、澳门考察，住最好的丽晶酒店，吃最好的餐厅。
彭笑着，“香港的服务生看我们这样消费，都不会和我们用广东话打招呼，都以为我们是日本人”。
白天鹅第一年就盈利了。彭记得最清楚的不是盈利之后大家的激动和兴奋，霍英东当时表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白天鹅赚多少钱。“经营白天鹅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后来，霍英东想，广州要做国际大都市，晚上应该有灯光。当时的一个问题是百姓都没电用，你搞那么大个灯饰，什么都不照就是为了照珠江？
“我自己搞条船，在船上发电，专供我这个灯饰好不好。”霍英东面对质疑也有自己的办法，和很多改革的人一样，你不得不学会去绕过体制的羁绊。此后霍再跟上面去争取，他总是提，“夜晚亮了，才是个城市，你才让人家有信心来投资。”
无论是对于政府层面，还是霍英东方面，当时都可能未曾想到，资金流的引入，同时还触动了人员流动的方便。这对几近凝固的国人来说，又是另一个冲击。
当时，中国人自己进宾馆，要有单位的介绍信的，离开的时候，也要宾馆给注销证明。霍英东不管这些，“我就是要四门大开。”
彭树挺暗暗担心，用彼时还流行的字眼，跟霍说，你不怕阶级敌人的破坏啊，地毯坏了、洗手间坏了怎么办？霍说，我可以花钱自己买啊。霍英东说什么也不花钱买痰盂，他坚持认为“你把环境搞好了，就没人吐了”。
白天鹅，遂此成为一个推动改革和开放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