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2008-6-28
四川高中教师范美忠，在地震时本能地撇下学生跑到球场，事后又为自己辩解。人们于是围绕“道德”展开了争论。
道德是人群的一种约定。可以这样约定，也可以那样约定。问题只是，约定得不好，社会就难以为继；约定得好，社会就兴旺发达。好与不好，取决于成本效益的计算。当然，不是让每个人在每个场合都重复计算，而是根据特殊时代特殊背景，按概率进行成本效率计算，然后将计算结果当作规范来遵守。
把“帮助跌倒的路人”当作道德，是符合成本效益的；否则，每个人出行的成本会激增。但是，把“开车的人一定要让遇到的路人都搭上顺风车”当作道德，则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那样谁也不会买车了。这就是道德标准的成本核算。同理，要不要留辫子，要不要抗婚，要不要未婚先同居，这些道德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反复经历成本效益核算。
另外，成本效益核算从来就不是纯粹物质性的。谴责成本效益核算，说它追求纯物质，是对经济分析原理的无知，是对人类行为的无的放矢。要知道，物质与精神根本不可分：明星买一辆蓝博基尼，99%的开销都是用在精神享受上！
那么，在危急关头对别人施以援手的社会道德，是如何在成本效益核算的规范下演化的？
在1908年美国佛蒙特州最高法院判决的Ploof v. Putnam案中，原告人偕同妻子和两个孩子在湖上划船，遇到风暴，便把船绑到被告人的码头上。被告人的仆人，把绳子解开了。结果船被吹出湖面，原告与妻子和孩子们都掉到湖里，再冲到岸边受伤。最高法院是站在原告一边的，理由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他人的领地。这个案子的含义是，别人出事，按照法律你未必可以独善其身，而可能必须作出牺牲。
在1910年美国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判决的Vincent v. Lake Erie Transport Co. 案中，一艘货船卸货后，由于遭遇暴风雨，未能及时驶出码头。在大浪反复冲击下，货船撞坏了码头，维修费为500美元。法院判决船主必须赔偿码头的损失。这个案子的第一层含义是，在无法进行讨价还价的紧急关天，可以侵犯别人的财产，但事后必须按照市价赔偿。
马上要补充的是，耶鲁大学两位法学家（G. Calabresi和D. Melamed）写过一篇叫《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天主教的一个观点》的名文。文章说，在紧急关头损人利己，事后再按照市价进行赔偿，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社会不应该鼓励这种做法。这是因为，事后的侵权赔偿金额，并不是由产权所有者定的，而是由第三者（如法院或仲裁机构）按照社会的一般标准武断地定的。换句话说，在紧急情况下，私有产权从受“财产规则（先谈妥后出售）”的保护，临时变为受“责任规则（先被侵犯后索取赔偿）”的保护了。如果这种替代受到纵容，那么个人的权利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有人主张一概用罚款代替坐牢。那不适当，因为那会鼓励人们随意去侵害那些他们本来用市价是买不到的财产。
这个案子的第二层含义，是我怀疑法官未必判得对——只是未必对，而不是肯定错。这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法官考虑过那场风暴是否属于极其罕见的。如果那场风暴在当地是比较常见的，那么码头的主人就很可能比外来的船主更了解情况。如果是那样，就应该由码头的主人担负起预防事故和购买保险的责任。若是如此，那么船主即使撞坏了码头，也不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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