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为建国10周年献礼的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全部的建筑面积还要大。
1978年12月底，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大会堂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体现党拨乱反正的决心。1958年建成初每周一到两次的对外开放日，但到文革期间群众性开放已中断。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再度在大会堂举行，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
在这个夜晚，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在此之前, 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被叫作“封资修”。
同年3月10日,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7月15日, 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
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也正是从那时候破冰。
当时到大会堂参观将收取两角钱的门票；在万人大礼堂“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画前，也特意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
不久后一些小范围的演出或电影也陆续开放。何虎生也是当时开放的见证者，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城府佑街附近，离大会堂仅两三公里，经常拿着朋友给的票，到大会堂看演出。
二、大会堂的商业门槛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起，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各类单位削尖脑袋想进来，最早是一些部委、行业协会办活动，后来是一些国企，再后来外企也被吸引进来，最后民营企业也走来了。
李志起，北京一位从机关“下海”的公关策划人，在过去10年中先后作为“中介”，为大大小小几百家企事业单位承担在大会堂办会的业务。
1994年刚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不久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关公司， 最早的业务也与人民大会堂有关，现在他的公司已占据大会堂办会中介业务的1/3。
李志起这样解释大家的“兴趣”。一开始，大会堂的政治色彩还相当浓厚，作为首都的心脏地带是权力中心，很多人满怀崇敬和好奇去参会，“毕竟之前大家只能在酒店开开会，后来政策放开，可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去开会，顺便参观，这对于主办方是很荣耀的事”。
一位公关公司总经理也告诉记者，“政府官员不喜欢在纯商业或外资背景的酒店参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堂成了很好的选择”。
这当中李志起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民营企业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并占据主体”，而这跟国家政策扶持下，私营个体经济的不断崛起密切相关。
李至今记得2004年一个民企委托他办的会。1994年7月8日，来自广州的南方测绘公司做了件令同行惊呼的大事——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司15周年庆典。
时任公司公关经理黄吉海对本报回忆称，那时候公司从上到下都没去过大会堂；而且当时测绘行业相当冷僻，大家都迷信洋仪器，而不屑于国产仪器。
